说起汪曾祺的师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沈从文，这个自然是不错的。应该说，汪曾祺是沈先生衣钵的最好继承者。最近阅读汪曾祺作品才知道，作为老师，对汪曾祺同样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一个人，却很少被人提起，他就是汪曾祺小学五年级和初中的国文老师高北溟先生。
在很多回忆性的散文中，汪曾祺一再提到高北溟先生。
教五年级国文的是高北溟先生。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的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岁月钟声》)
回顾自己“怎样写起小说来的”，首先想起的也是高老师：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的国文老师一直是高北溟先生。为了纪念他，我的小说《徙》里直接用了高先生的名字。他的为人、学问和教学的方法也就像我的小说里所写的那样。”(《两栖杂述》)
在汪曾祺的求学生涯中，是高先生最早发现了他的写作才华并进行了最初的开掘。在一个孩子白纸般的生命履历中，最初写下的几笔，将会永远印刻在他的记忆中，某种程度上确定了他一生修为的方向。
《徙》是汪曾祺自己最看重的小说之一，他在文字中提到的次数之多，绝不亚于为他博得大名的《受戒》与《大淖记事》。小说是以高先生为原型创作的。当然，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自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但从他那些回忆性的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的高度吻合。汪曾祺说：“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菰蒲深处·自序》)由此庶几可以触摸高先生的行状。
除了学业上的指导之外，作为一名教师，他激发了汪曾祺的志向与抱负。高先生没有留下著作，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只有两处文字：一是他写在门上的对联——辛夸高峙桂，未徙北溟鹏;二是他为学校写的校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汪曾祺曾写道：唱到“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大家的心里都是酸酸的。眼泪在乌黑的眼睛里发光。这是这首歌的立意所在，点睛之笔……像是少年对自己的勖勉，同时又像是学校老师对教了六年的学生的嘱咐。一种遗憾、悲哀而酸苦的嘱咐。
抗战爆发，汪曾祺远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应该与此紧密相关。当然，能够考上西南联大，也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学习。汪曾祺说，接受过高先生教育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
那么高先生的国文教学是怎样的状态呢?概括说来，无非是给孩子们指明了读写的路径。
关于“读”，汪曾祺写道：“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想起10年前陈日亮老师的那本书——《我即语文》，不觉莞尔，原来真正的语文教师都需要有这样的底气。
此外，高先生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高先生集中讲过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讲《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就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到归有光，就在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讲郑板桥的《潍县署中寄弟墨》，便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给学生。这种专题式的教学，把课内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受益匪浅。
《徙》写于1981年，距离汪曾祺读书时代已经有40多年了，小说写得如此细腻具体，可见这样的印象刻骨铭心。汪曾祺感叹：“高先生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还不仅仅如此，在中学这段时间的学习中，高先生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喜好甚至奠定了汪曾祺一生的写作基调。有人问晚年的汪曾祺曾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他说：“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他说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真正做到“无意为文”，写得像家常话似的。他的创作接近现代创作方法，最有现代味儿。(汪曾祺《谈风格》)
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带着他的《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迤逦而来，这种温情写作，就像一股清流，一下子激荡了那个观念正确艺术粗粝的文坛。汪曾祺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强调“人道主义”，其实是对“五四”价值观的呼应。在这一点上，汪曾祺找到了与归有光、胡适、高北溟的共鸣处，也找到了新旧文化的契合点。而这一切，皆肇始于高北溟先生的中学课堂。
高先生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驶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连汪曾祺也离开这个世界20多年了，还有多少人记得高北溟先生呢?
(作者吴贤友 系江苏省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