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学术史家曾说：一部作品50年后还得到读者广泛的阅读和好评，这部作品就具备了进入经典行列的条件。长久不断的赞赏确是一部经典颠扑不破的证据。写作史的完成便是阅读史的开始。1942年初，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了《经典常谈》并写了“序”，迄今这部书已有80多年的阅读史。80多年来，叶圣陶、季镇淮、吴小如等著名学者对《经典常谈》作了高度评价和精辟阐释。经过80多年长久不断的阅读阐释，这部“谈经典”的书自身也成了一部经典。80年之后，这部当年为中学生写的书，被正式指定为今天的中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必读书，从此将开启其阅读史的新阶段。
经典的本质
“经典常谈”之“常”的第一层含义，当是“经常”之常、“恒常”之常。“经典”为什么要“常谈”?这是由经典的“恒常”本质决定的。《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所谓“经”，就是恒久长存的至高之道、不可磨灭的伟大教训。
令人困惑的是：几千年前的古书，还可能为现代人指点迷津吗?还可能给现代人以智慧启迪吗?《经典常谈》所谈的经典，不是科学经典，而是文化经典;科学是范式的革命，文化则古今相通。关于文化经典的古今相通性，谢灵运作了肯定回答：“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钱锺书作了肯定回答：“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为什么文化具有古今相通性?为什么今人需要到古典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朱自清说得好：“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我们可以根据文化经典的生命本质，对朱自清的这句“常谈”作进一步阐释：文化是生命实践的理性升华，而生命的一次性，决定了文化的重叠性和古今相同性。换言之，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次性，决定了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层累重叠性。细言之，人类文明五千年，个体生命一百年;个体生命是重复，文化生命是重叠。五千年的哲学史，是百年人生问题反思史;五千年的文学史，是百年人性情怀咏叹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千年的人类文化，只有一百年的生命长度。因此，每一个现代人都能以个体百年生活史，理解五千年人类哲学史;都能以个体百年情感史，体验五千年人类文学史。
每一个现代人，不但能够，而且必须，从文化经典中汲取人文智慧，滋养自己的精神生命;否则，除了父母赋予的肉体，我们则一无所有。1825年5月12日，歌德谈到自己的学养和所受的影响时，意味深长地对爱克曼说：“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叫作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这是值得每一个傲慢的现代人沉思品味的警句。伟大前辈的人文智慧，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明人和文化人;离开了伟大的前辈，孤立的个人，“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以外”，确实一无所有。
经典的价值是多样的：经典是传统的载体，传统依赖经典得以延续，读经典就是学传统，学传统必须读经典;经典是智慧的源泉，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都已经思考过了，没有经典，我们就会停止思考;经典是心灵的导师，个体的精神发育史，是一个人的经典阅读史，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品味和阅读经典的水平;经典是治学的起点，读透一部经典，既学会一种方法，又成就一门学问。以经史子集培植根基，借诗文书画展示才华，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人文学养。
经典的范围
经典的范围有多大?换言之，应当“常谈”、值得“常谈”的“经典”究竟有多少?《经典常谈》共13篇，谈论的经典涵盖了小学、经、史、子、集五大方面。具体而言，文字学《说文解字》1部，儒家“十三经”除《孝经》《尔雅》共11部，史书《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共4部，诸子包括先秦七子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十多家，集部三篇“辞赋”“诗”“文”属于通论，堪称三篇分体文学史。除集部三篇，论及小学、经、史、子的经典三十多种。那么，《经典常谈》论及的这些经典，是否囊括了应当“常谈”、值得“常谈”的文化经典?不妨与同辈及后辈的看法作一比较。
1984年，金克木写了一篇题目“耸人耳目”的文章：《“书读完了”》!文章从一则轶事说起：“有人记下一条轶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儿道理：中国古书不过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老人，他卖了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
金先生“好猜谜”“善侦探”，终于找到了“书读完了”的“密码本”。他说：“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说必备的知识基础。”根据这一原则或密码，金克木对中外文化史上那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作了举要。例如，在中国，“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读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源头之书”或“众书之书”。金克木进而指出：“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
2007年，楼宇烈在《中国的品格》一书中，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问题。他用“三、四、五”三个数字来概括这些“根源性典籍”，即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三、四、五”加起来，共十二本书，去掉《周易》和从《礼记》中选出的《大学》《中庸》这重复的三本，共九本书。楼宇烈说：“从春秋战国一直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九本书是中国文化内容的根源。不管是论述哲学思想，还是论述文学历史，不管是讲政治、经济、法律，还是讲农、工、医、科技，都离不开这几部典籍的根本理念和价值观念，引经据典都不会超出这九本书。”楼宇烈的看法是有学术史依据的。西方人说，一部欧洲哲学史实质是柏拉图的诠释史;我们可以说，一部中国哲学史实质是“五经”“七子”的诠释史。
夏曾佑是前辈，陈寅恪是同辈，金克木、楼宇烈属于后辈，这三代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历史上“化成之期”这十本或九本书，是中国学问达于“极端”的“根源性典籍”，也就是“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读了这十本或九本书，就可以说“中国书都读完了”。
《经典常谈》谈论的经典，超出了这“十本或九本书”，但着眼于“根源性经典”的原则是一致的，“辞赋”“诗”“文”三篇同样如此。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也是一部谈论经典的书，全书由“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五部分构成。从内在结构看，《经典常谈》和《国学讲演录》极为一致。可见，《经典常谈》对经典的选择和结构的安排是深思熟虑的，充分吸收了前贤的见解，囊括了应当“常谈”、值得“常谈”的中国文化经典。
“常谈”的特色
“经典常谈”之“常”的第二层含义，是“平常”之常、“寻常”之常。这是《经典常谈》的特色之所在。谈论经典的书多矣!远的不说，20世纪前50年就出版了大量此类著作。著名的如皮锡瑞《经学通论》(1907)，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1933)，周予同《群经通论》(1933)，章太炎《国学讲演录》(1935)，蒋伯潜《十三经概论》(1944)，等等。
在大量“通论”“概论”“原论”“今论”著作中，《经典常谈》则是一部最为平易近人，引人入胜，充满学术活力，富于文学魅力，也最适合中学生阅读的经典解读著作。
首先，在风格上，这是一部用散文手法谈学术的佳作。如果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用散文笔法写的人类学著作，那么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则是用散文笔法写的人文经典解读著作。朱自清是散文大家，平易亲切、委婉尽情的优美风格，在现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朱自清又是古典文学专家，在诗歌史、诗学史和批评史领域，见识独到，成就卓著。对于作家、学者一身二任的朱自清来说，用散文手法谈学术，可谓本色当行。《经典常谈》的散文手法，除了平易亲切的叙述笔调，生动活泼的“儿化词”的运用等，特别在意每一篇开头的经营，让每一篇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凤头”：或从传说入手，如《说文解字》第一;或从风俗入手，如《周易》第二、《礼》第五;或从时代背景说起，如《战国策》第八;或从人物故事说起，如《辞赋》第十一等。全书十三篇，每一篇的开头各不相同。这种由事入理的写法，极大地增强了学术文章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其次，在内容上，本书具有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特色。全书十三篇，从“小学”开篇，依次介绍传统的经、史、子、集。十三篇可分两大部分：前九篇谈“小学”和经、史，以经典为主，力求点面结合;后四篇论子部和集部，以文体为中心，做到点线结合。前九篇的“点面结合”，有多种表现：有的是一部书一门学问，如《说文解字》与文字学，《尚书》与尚书学，《诗经》与诗学，《史记》《汉书》与历史学;有的是一部书一种生活风俗，如《周易》与上古巫术礼仪，三《礼》与“生活的艺术”;有的是一部书一段历史，如《春秋》与春秋五霸，《战国策》与战国策士;等等。后四篇的“点线结合”，基本上是一种文体一部历史：“诸子”是一部子学史，“辞赋”是一部从《楚辞》到汉赋的辞赋史，“诗”是一部从乐府诗到唐宋诗的诗歌史，“文”则几乎是一部从卦爻辞到唐宋八大家再到白话小说、白话文的三千年散文通史。因此，《经典常谈》虽说不是“国学概论”，但只要细读全书，在深入经典文本的同时，又可以获得系统的国学常识。
再其次，在表述上，全书导入生动，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是一部一线教师切实可用的经典导读的参考教案。全书的每一篇，一段一层意思，层层有序推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在我看来，有意开设“经典导读”课程的语文教师，完全可以用《经典常谈》为教材，按照每一篇的主题，分出逻辑层次，拟出恰当标题，就能适用于课堂讲授。例如，“《说文解字》第一”，共10个自然段，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逻辑层次：一、“仓颉造字”与文字的起源，1、2自然段;二、从“字书”到《说文解字》，3、4、5自然段;三、文字的发展与“六书”，6、7、8、9自然段，这是全篇的重心所在，讲授时还可以分出若干层次;四、书体的演变，最后一个自然段。以《说文解字》为中心，文字学的常识已囊括其中。再如“《诗经》第四”，共10个自然段，按内容也可分为四个逻辑层次：一、《诗经》的成书或从歌谣到唱词，1、2、3自然段;二、“诗言志”与用诗，4、5自然段;三、《毛诗传》与解诗，6、7、8、9自然段;四、“六义”说，最后一个自然段。以《诗经》为中心，先秦诗学作了扼要介绍。《经典常谈》的每一篇，都应作这样的解读。只有剖析了著作的思维结构，才能把握作者的思想精髓。
80年前，《经典常谈》是为当时的中学生写的，朱自清把它比作一只把学生“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的“船”：“如果读者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经典训练”，必须“亲近经典”;“享受经典”，必须“直面经典”。愿我们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乘上这只文化之“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阅读《经典常谈》是第一步，“见识”经典原著是目的。教育学家赫钦斯说得好：不读伟大的经典，称不上受过教育;直接领略伟大经典中的永恒真理，是进行理智训练的最好途径。
(作者陈文忠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