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洪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聚焦课后托管服务，提出要着力破解教师的“时间困境”、学生的“空间困境”以及社会参与课后服务的“机制困境”。洪伟委员提出的“三大困境”，点到了课后服务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的穴位。看了相关报道，许多基层学校、一线教师感同身受，产生强烈共鸣。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我认为，学校要敢于做课后服务困境的破局者。
创新学校管理，为教师减负降压。实施课后服务后，教师的工作时长增加。对此，学校要创新管理方式，出台弹性上下班制度，试行调休、每周半日假等措施，破解“时间困境”。实施课后服务，挤压了学校教研、教师进修、常规会议等工作，如何根据新常态，调整教师培训、研修以及学校常规会议的方式也需要综合考虑。例如，可将全体教师会议改为前后两天，每次会议确保百分之五十的教师参加，同一个会议内容学校领导讲两次。这样一来，既能保证课后服务不受影响，又能实现“必开”会议的正常举行。
减少盲从跟风，把时间还给学生。实施课后服务之后，学生在校时间被拉长。破解学生的“空间困境”，需要准确解读“双减”政策。课后服务是为了解决学生放学早、家长下班晚的“三点半”接送难题，但在实施课后服务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家长盲从跟风现象。许多家庭看到别的孩子参加了，担心自己孩子不参加会吃亏，学业受影响，因此选择随大流。一些地方教育部门把学生参与托管服务率作为衡量学校工作优劣的一项指标，认为参与托管服务的人数越多越好。这些观念都需要纠偏，应回到课后服务为部分家长解忧、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政策初衷。
出台配套政策，让课后服务优质多元。课后托管服务如果仅仅依托本校教师资源，不仅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发展所需，而且会让学校陷入疲于应付的泥潭。但引进优质的非学科类资源，经费又从哪里支出?“双减”政策出台初期，尚处于探索实践阶段，各地各校出现了“机制困境”。浙江省在“双减”政策推出时广泛调研，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了由省教育厅、财政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如何遴选、引进优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怎样收费等政策。如果把“双减”政策看作是战略决策，各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区域实际，出台类似“战术”的配套措施。只有这样，学校课后服务才能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双减”政策才能真正落地。
(作者罗树庚系浙江省宁波高新区实验学校校长、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