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2022)》发布 第三方视角审视职教发展四大维度
江苏溧阳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蒋俊杰在学校建筑技术实训基地参加建筑设备安装与调控国赛训练。钟志锋 摄
为助推职业教育事业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多元化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中华职业教育社日前组织力量编写了《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2022)》。报告以省域为评价基本单位，采集梳理各省份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2020—2021年发展数据，围绕区域发展、院校发展、服务发展、环境发展四个维度，对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进行基于第三方视角的客观评价。报告构建了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模型，呈现各省份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值分布情况。
区域发展评价——
不同区域各有特色，不平衡不充分仍存
报告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三大区域，评价各省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重点采集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在学生培养、师资条件、资源条件、学生产出、服务产出、办学投入、产教融合、社会认同度等8个方面、16项指标数据，构建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模型，计算出各省份职业教育发展指数。
数据分析显示，不同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各有特色。
东部地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互为支撑的良性发展格局。江苏、广东、浙江职业教育发展指数位于前列，代表了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较高水平。江苏省的高技能人才达到455万人，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与江苏经济发展增长程度呈正相关，职业教育每年向社会输送约50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建有200多个职业院校现代化专业群。该省70%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县市就近就业，90%以上职业院校毕业生在省内就业，每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高达1000人。
中部和东北地区普遍重视特色发展，职业教育发展成为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湖南、安徽、湖北职业教育发展指数居于该地区前列，成为该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较为活跃的代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态势。湖南省职教科技园累计完成投资220多亿元，建成轨道交通、化工、汽车等30多个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6个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成为湖南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西部地区聚焦国家西部战略、区域发展需要和地方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区域职业院校创新发展，增强了职业教育集群溢出效应。四川、重庆、云南位列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指数前列，体现了西部职业教育的地位与担当。四川省现有职业院校539所、居全国第7位，在校生人数达164.4万人、居全国第5位，21个市(州)高职学校布点实现全覆盖，办出了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职业教育。
数据显示，不同区域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省域间资源投入不平衡现象突出，全国31个省份职业教育所获资源情况大致呈现由东部沿海省市向内陆地区逐次递减的阶梯形结构分布。职业教育发展城乡不平衡现象比较明显，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整体发展仍然滞后。市县级和偏远地区中职学校的办学状况受到普通高中、高等职业院校和示范性重点中职学校的多重挤压，办学条件薄弱，师资水平落后，“双师型”教师缺口严重，很难依托当地企业实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院校发展评价——
育人水平持续提升，资源投入相对不足
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办学的主体，也是开展职业教育评价的关键。近年来，全国职业院校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构建工学结合、德技并修的育人机制，人才培养水平持续提升。与此同时，总体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资源投入增长却相对不足，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存在隐患。
各地职业院校普遍将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作为培养目标，强化职业精神培养，大力传承并弘扬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的劳动精神、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职业院校毕业生受到行业企业的欢迎，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年收入显著高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职业院校毕业生逐渐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有生力量。
近年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化。目前，全国已组建1500多个职业教育集团，培育了3000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建设了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2.49万个。现代学徒制试点覆盖1000多个专业点，企业新型学徒制在全国30个省份全面推行。职业院校不断创新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实施“岗课赛证”综合育人。
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结构逐步优化。2021年，全国职业学校专任教师规模达到129万人，“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比重为中职56%、高职专科59%、高职本科59%，均超过了占比过半的基本要求。职业院校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取得新成效，先后建设364个创新团队，教师分工协作模块化教学的模式逐步建立。
但是，职业院校基本办学条件不达标、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全国近一半中等职业学校占地面积、校舍建筑面积、学历教育在校生规模等关键指标不达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吸引力。高职因连续三年扩招，各省份高职院校生均专任教师数、专任教师双师比例、生均课程数量、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等4项办学条件指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尽管近年来职业教育总体投入实现了稳步增长，但与普通教育相比仍有不小差距。2020年，中职教育经费2871亿元，占高中阶段教育的34.1%;高职专科教育经费2758亿元，占普通高等教育的19.7%，而高职院校在校生占到高等教育的44%。职业教育内部投入不均衡现象比较明显。2020年，公办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拨款达到12000元的约占75%。因国家尚未建立中职院校的生均拨款标准，投入不平衡现象更为突出。截至2021年5月，14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中职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生均标准从900元到8000元不等，16个省份建立了生均拨款标准，生均标准从1500元到13000元不等。
服务发展评价——
社会贡献不可替代，服务潜能有待挖掘
坚持服务发展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导向。职业教育充分发挥紧密对接产业、贴近一线需求的独特优势，在服务就业创业、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不可替代性。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求相比，职业教育服务潜能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发挥就业“稳定器”重要作用。2021年，在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严峻的情况下，各省份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中位数达到91.2%。各项专项培训赋能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就好业，多地出台创业新政，有效帮扶自主创业实践，人社部实施“马兰花”创业培训计划，全年累计培训620多万人次。
成为助力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2021年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发布，对接现代产业体系，动态优化专业布局。各地职业院校紧盯“卡脖子”技术“最后一公里”，聚焦芯片制造、集成电路、高端数控机床、海洋工程、国防军工等先进制造关键领域技术问题，推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校企协同技术攻关，促进关键技术的落地应用与推广实施。
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生力军。职业院校毕业生从事农业相关工作比例提高，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了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支撑。面向社区居民、老年人等群体开展职业教育惠民培训和社区志愿培训服务，积极构建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积极围绕0—3岁婴幼儿托育领域、养老领域和家政领域，开展老年照护、母婴护理、失智老人照护、幼儿照护等职业技能证书培训，扩大“一老一小”领域人才供给，赋能养老托育。
成为疫情防控一线的有力支撑。职业院校彰显“以技抗疫”优势，积极投身疫苗、试剂和药品研发，口罩、洗手液、测温设备等物资制造。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任务艰巨，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职业院校师生团队坚持疫情防控与助力复产两不误，有序组织学生顶岗实习，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服务贡献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按人社部、教育部相关要求，“十四五”期间，全国技工院校要面向企业职工和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培训2000万人次以上，职业院校每年开展的培训总量应不低于在校生的两倍。然而，目前仍存在不少学校不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达标情况。职业教育在社会服务特色上依然不够鲜明，特别是面向企业的高层次技术服务较少，职业和技能特色尚未充分凸显，在有效输出高质量的社会培训模式和内容、技术咨询、行业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服务总量和效益的社会认可度均需提升。
环境发展评价——
国家重视前所未有，落实不力时有发生
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当前，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重要文件相继发布，省部共建高地等关键改革深入推进。与此同时，政策落实亦存在层层衰减、不到位等问题。“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加快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效能，亟待引起重视。
国家各部门不断出台有力政策。为贯彻落实《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重要文件精神，2021年，教育部先后印发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38项，人社部印发职业培训相关政策文件10余项。
关键领域改革举措深入推进。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深入推进。截至目前，山东、甘肃、江西、辽宁、天津、河南、湖南等开展了“整省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高地建设;江苏省苏锡常都市圈、广东省深圳市、浙江省温台两市、福建省厦门市、四川省成都市等区域开启了“合力打造职业教育样板城市”的示范区改革。2021年，人社部印发《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的通知》，切实维护、保障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机会。
产教融合制度逐步健全。产教融合试点不断扩大，截至2020年，27个省份已开展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工作，共有2079家企业纳入地方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库;确定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个计划单列市作为试点建设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各地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但是，政策落实不力问题还是时有发生。构建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参与的办学格局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明确政策要求，但实践中企业作为办学主体参与职业教育还很不充分。从学校举办者情况来看，社会力量办学仅占学校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他部门(主要是行业)举办职业院校数量有下降趋势，企业举办院校占比较小。从近几年职业教育经费构成来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在职业教育总投入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社会性教育投入占比逐年下降。中等职业学校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到总投入的87.92%，社会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仅为0.67%;高等职业学校这两个比例分别为65.30%和0.71%。可见，行业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比例并不高，社会多元参与办学的格局尚未形成。另外，产教融合统筹机制也不够健全，政策落实尚未形成合力。比如对于校企合作型企业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尚未有切实有效举措推动该政策落地。还有，部分关键政策举措推进不畅。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推进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但目前尚未得到实质性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持续强调“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但各地落实情况并不理想，造成一些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经费困难状况。
(本报记者翟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