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全民阅读”的提倡，儿童阅读推广也全面推进，儿童文学创作和童书出版进入非常热闹的时期。有人认为，儿童文学和童书出版进入了繁荣期，甚至有人认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黄金期”。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准确，参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者越来越多，不少当代作家也转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了。如赵丽宏、梁晓声、叶广芩、孙惠芬和周晓枫等，都开始写童话和儿童小说，且很受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中小学教师也加入到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以往儿童文学创作基本都是儿童文学圈子里的事，如今形成了原有的儿童文学作家、当代作家和教师作者三方合流的局面。
从作品销售排行和社会影响来看，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近十来年，儿童文学作家有曹文轩、杨红樱、沈石溪和杨鹏等十多人进入畅销书排行榜，有的儿童小说单册销量过千万，总码洋过亿。此外，儿童文学作家自觉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进行主题创作，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传统文化复兴等现象和问题。同时，儿童文学作家也积极回应社会现实，自觉融入现实主义潮流，出现了“新现实主义写作”以及“中国故事书写”。这些主题、题材的选择和艺术取向，一方面反映出当下文艺政策、文艺思潮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儿童文学创作与童书出版的积极互动，近十来年童书出版始终围绕着“主题出版”和“中国声音传播”等大做文章。儿童文学创作出现的这些变化，也折射出儿童文学作家一贯坚持的教育性与审美性的结合，并有意地为中国儿童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多年的引进版狂潮之后，人们亟待“原创精神”的回归。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三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主题过于单调，作家过于紧跟时代风潮，而忽视了审美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影响，儿童小说极力表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主题，以现实主义风格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如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当时也有相当部分儿童小说书写战争体验，塑造小战士形象，涌现了一批红色经典，如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华山的《鸡毛信》等。这些在当时的语境里是非常有价值的。进入新世纪，改革和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儿童文学创作的主题应该更趋多元化，更多地反映校园生活，反映儿童新的学习经验和社会经验。
二是教育观念太过传统，虽然也提倡儿童本位，但儿童文学作品里却更多地凸显作家的文化观念和所谓的写作概念。如“中国式童年”的提出和实践，就值得商榷，因为儿童文学写作要么“给儿童”，要么“为儿童”，但无论是“给”还是“为”，都要反映童心世界，都要呈现童年生命的基本样态和精神品质。童心和童年生命的基本品质是没有地域性和国别的，而童年现实生活有地域性和国别性，如果把“童年现实生活”等同于“童年生命品质”，就会误读童年，甚至错误地理解“童年”。因此所谓的“中国式童年”看似符合主流的“中国故事”概念，但实质上却不一定能真正成为“中国故事”。因为“中国故事”不是简单地把地域性、国别性凸显出来，而更多的是艺术地融入中国文化精神。儿童文学要传递中国精神，不是靠地域性和国别性，靠的是对童心和童年生命品质的呈现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再把中国文化元素融于故事里，使得更多的读者理解中国精神。
三是语言稍显陈旧。一些儿歌，还是颂歌的语言和语调;一些寓言完全是说教，讲大道理;一些故事只是娱乐和搞笑，语言粗俗，缺乏美感;一些儿童小说，还是用课本里的语言来讲故事，传递所谓的地域文化。还有些畅销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设计，还在用电视肥皂剧和网络上流行的语言。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没有进化，优美的诗意的境界没有被作者用心追求，反之那种油滑的、粗俗的语言却大量进入作品。这种现象也反映出儿童文学作家不善于向经典学习，不注重审美修养，也忽视了儿童文学应有的语文提升性。
笔者以为，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引发了儿童文学创作与“80后”父母的矛盾。近三四年由主流媒体和各种自媒体引爆的对童书的激烈批评，包括最近针对几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激烈批评，背后都反映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在面对新的读者群时，尚未在艺术上和思想上有足够准备。从年龄来看，“80后”父母已跨入不惑之年，且大部分已经成为学生家长。“80后”在文化上一直具有反叛性，对传统文学抱有明显的警惕心理，他们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从小受到更多的家庭教育关注，且学历高、文化素质高，对新鲜事物更为敏感。他们对亲子阅读和家庭教育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本都很多，一般来说，进入儿童阅读视野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都要接受“80后”父母的挑选和甄别。在此情形下，儿童文学创作如果不能满足“80后”父母的教育要求和审美水准，儿童文学作家就会面对来自他们的批评。
因此，儿童文学创作不但要用心表现童心世界，书写童年生命，而且一定要关注“80后”父母，以严肃的创作姿态和审美精神去回应“80后”父母的教育要求和审美期待。
(作者谭旭东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