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考研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所著的《传播学》就会被各大考研论坛的新闻传播学板块广泛推荐。这部著作已出版24个年头，总印数36万余册，全国270多所高校将其选用为课程教材。相较于海外译文教材的艰涩语言，这本书的精髓在于凸显本土语境、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渊源。
对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进行中国化探索和学理创新，培养出一代代放眼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传媒人，这就是邵培仁穷尽大半生心血孜孜以求的学问。
家国情怀描绘中国底色
改革开放初期，邵培仁进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彼时国内的传播学盛行“西方中心主义”，教材、教法、学术资料多是照搬西方。然而，用西方的传播理念来讲中国的故事，行得通、走得远吗?课堂内外，邵培仁不时与教授、同学进行辩论。
就一些学术问题不断交锋后，邵培仁提议：“咱们不争了，写本传播学著作吧!”
1987年，邵培仁与同学戴元光、龚炜撰写的《传播学概要(试用本)》面世了。首次印刷5000册，受到广泛好评。次年，他们三个人一起正式出版了国内首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和应用》。邵培仁在这本书中阐明了将西方传播理论同中国文化结合的主张。譬如，把《宋史》中的“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归纳为“排气阀理论”;用“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来论证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晕轮效应”;借助“揠苗助长”“秦伯嫁女”等典故来追溯古老的传播思想。据统计，邵培仁共出版了六种国家级、省级教材。国学经典与西方传播学经典相互交融，能让学生在学习中触发更多的“共情点”。
邵培仁的中国情结，源自其特殊的家庭背景。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单枪匹马英勇擒敌的事迹被编入淮海革命老区的识字课本，这对邵培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多年来，邵培仁致力于建构中国特色的本土传播理论体系，尤其在华夏传播研究中倾注了颇多心血。他创新性地提出的“寻根主义”“传播的接受观”“传播辩证论”等理论概念与模型，解答了什么是传播学中国化、怎样中国化的基础命题。2001年，在他的带领下，本土学术期刊《中国传媒报告》创刊，开启了华夏传播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如今，这本刊物已发展为展示海内外华人传播学学者的思想风采、繁荣和推进华夏传媒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阵地。
交叉研究重构学科版图
传播学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一种身份焦虑，中西方学者对其的判断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到实践性学科、综合性学科等不一而足。
“传播行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领域，可以与其他行业相融相生。在发展本学科的同时为其他学科赋能。”邵培仁说。对此，他率先提出了“学科交叉”的思路，即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实现教学融合。在其他学院的院长办公室里，时常能看到邵培仁的身影，他从零开始一步步跨界到不同的学科领域。他的孜孜探索，也成就了《新闻传播学》《经济传播学》《教育传播学》《政治传播学》等学术著作。这些国内同领域的首创性成果，构建起了一整套传播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学理框架。
更让邵培仁欣慰的是，大学课堂的“整合效应”也逐渐显现。在他的博士生课堂上，经常会有学生展开热烈讨论，这其中有传播学、中国文学、美学乃至哲学专业的学生，甚至还有留学生。如果大家意犹未尽，邵老师还会自掏腰包办“学术午餐”，时间一长，参加学术讨论的学生越来越多。后来，扩大范围的“学术午餐会”还获得了浙江大学院系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
邵培仁的治学路径上，交叉、跨界、融合串起了一条不间断的主线。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他投身传媒经营管理研究，出版了国内首部理论专著《媒介经营管理学》。进入新世纪后，新兴科技高速发展，他在国内率先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媒介地理学和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有人统计过，邵培仁在2009—2018年的国内新闻传播学科“H指数”和学术迹在浙江大学排名第一，论文被引用1.4万余次，篇均被引21.14次，在业内被誉为“万引学者”。
“华莱坞”辟国际传播新路径
2021年，邵培仁主编的“华莱坞电影研究丛书”中的10多本书被美国国家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等许多海外图书馆收藏。
“华莱坞”的理论命名，是邵培仁2013年在国内首次提出。其意为，以华人为电影生产的主体，以华语为基本的电影语言，以华事为主要的电影题材，以华史为重要的电影资源，以大中华为电影的生产空间和生成环境。北京电影学院胡智锋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急需‘华莱坞’这样的概念来提振和加强。”
“华莱坞”一经提出，很快便发酵为学术研究的“现象级”理论。邵培仁带领团队走进浙江多个影视基地，从一线的导演、编剧、演员处获取大量的产业数据，并结合自身研究，从概念层面研发了多个产业参考模型。比如，就华莱坞中的中华古建筑美学，邵培仁提出，要将人的心理体验与意念作用投射到建筑中。他从知名华语电影中的“门”“屋檐”入手，详细阐述了古建筑如何在华语片中做到意、象、境的合一。以在北美热映的华语片为例，分析其背后的文化符号营销理论，为中国电影如何从文化上打开西方市场寻找“金钥匙”。
此外，邵培仁还提出了“亚洲传播”“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人类整体传播学”等理论、概念，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播学国际化研究的路径。为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认知，他还提出了“整体全球化”这一新的学术话语，引发了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无论在传播学科的哪个领域，学科发展史上都留下了邵培仁躬行示范的身影。浙江大学青年学者林玮感叹道：“邵培仁老师不但声名卓著，建树极丰，更以其儒雅博大的胸襟，形塑着中国传播学派，乃至重构着世界传媒研究的学术版图。”
仁爱之心培育中国传媒人
“父亲给我起名培仁，是要我做仁厚之人，用仁爱之心教育培养人才。”2018年，在第六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颁奖仪式上，获奖的邵培仁感喟道。
在学术方面，邵培仁是位“严师”。对于学生培养，他有着自己的要求。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只要收到录取通知书，同时也会收到导师邵培仁的“入学考验通知”——开学时带两篇论文来报到。对于交上来的论文，他总是仔细提出修改意见，“打回去”让学生修改，同时附赠几句“邵氏教育格言”——“学习不怕慢，就怕站”“读书宜广，撰文宜专”等。许多论文“脱胎换骨”后成功发表，让刚入学的学生信心大增。
在教书育人上，邵培仁也有自己独到的方法——他研究了海外30余所大学新闻学系的教学计划，再结合网络传播的时代特征，制定出以“宽、交、专”兼备为特色，压缩传统新闻学课程，大幅增加传播学和电脑、网络课程的浙大传播学科本科人才培养计划。邵培仁还创新提出将年轻教师备课课时计算为上课课时、给予备新课奖励等办法，使得新计划中的新课开课顺利。在他的领衔下，从杭州大学到浙江大学的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学科培养体系陆续完成。
在学界，邵培仁尤以关爱学生、后辈而广受赞誉。他常说：“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自己的学生，要像管朋友的孩子一样管自己的学生。”邵培仁经常带着学生们一起登山、观展、游园，师徒几人席地而坐就是一场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在他的学生当中，还流传着很多温情故事：哪位学生结婚了会请求邵老师做“证婚人”;有些弟子直到毕业还弄不明白，为何自己卡里总是每月比别的同学多几百元……
学术即生活，生活即教育。邵培仁躬身垂范、言传身教，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硕士、博士、博士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已成长为传媒学界和业界的中流砥柱，在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贡献着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