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和特征之一，在古代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中形成了文学世家的独特现象，具体表现为家族的绵延不绝和文化的薪火相传。从家族的视野进入文学创作的现场，可谓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阈，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陈晓峰《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是这一领域颇富特色的著作，全书50余万字，凡上下两编六章。作者试图探讨家族作为重要社会单元和历史因素在古代文学和文化中的作用，不仅丰富了对文学世家的认识，而且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通州范氏家族是北宋范仲淹直系后裔，明洪武三年由江西抚州始迁通州，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为该地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家族以诗礼书香传家，跨越明、清、民国直至当代，450余年间繁衍生息、克绍箕裘，先后诞生了文学家30余人，拥有清晰的传承脉络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家族诗文扎根现实，摄入时代风云，形成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景观。作者高度重视传统文献学方法，奔赴全国多家图书馆古籍部，辑录范氏家族成员各类撰著200余种，一个大型文学家族的形象明晰顺畅、从容不迫地跃然纸上。
范氏家族充分肯定了投身文事的生存方式和价值意义，以诗文担负起兴家振族之责。家族“九代诗人八代穷”，第七世范崇简颇具代表意义。有索债者公然入座，范崇简如遇大劫，在这除夕一阖家团圆之日迫不得已避债于外，惶惶不可终日。家境贫寒至此令人唏嘘，然而范崇简安贫乐道、心无旁骛，坚守“诗是吾家事”的家训。光绪十七年至光绪二十年，家族第十世范当世担任李鸿章西席，李鸿章以为范氏祖坟风水不佳亟须改造，范当世当场驳斥，以为家中五六代均有文集传世，如此风水不可多得：“假令风水一改，而忽然使孝友风微、文章减色，但出无数举人、进士，而勋业、福泽之际并不能及中堂之毫厘，徒然闹饥荒、丧廉耻，其为一日二日惊愚炫俗之计则善矣，其奈百年何哉?”
范氏家族各代潜文游艺，通过文学与文化的力量营建声誉。家族没有持久显赫的政治地位，没有富足雄厚的经济实力，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布衣家族，显示了古代文学世家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此书拓展了家族文学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更深刻、理性、多样地认识古代文学世家，追寻乃至重构那些陷于历史褶皱中被掩盖和扭曲的芸芸众生。
作者不仅对这一独特形态的家族进行文学谱系建构，还探讨其发展演变的文化生态，分析朝代更迭、社会政治、文学思潮与家族命运的关系，以及对家族成员境遇心态、处世方式、创作阵容、文学审美的深刻影响，其中“家风传承”一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范氏家族在世代窘迫的生存境况之中，重视修身品节、家风高秀。比如，万历三十六年，范应龙以明经高第拜直隶庆云县令，因子任职吏部引嫌而乡居不仕;万历三十八年，范凤翼辞官还乡，数遭征召坚卧不出，学者称之“真隐先生”。
全书还将共时性探讨与历时性分析有机结合，以文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教育学、文化学等知识，进行多元研究和跨域观照，论著文献资料赅博翔实，观点深刻精当，可见治学与撰著的严谨规范。
通州山茨社是晚明范凤翼为逃避污浊官场、险恶政治创立的地方性诗社，从万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九年，在范氏家族为主体的数代文人努力下绵延近200年，时间之长实属罕见，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作者爬梳大量诗文集和方志，勾勒了这一诗社的发展轨迹和独特形态，对其创建时间、参与人员、社集活动、丰富内涵进行了细致考述，复原被遮蔽的基层文学创作现场，彰显了范氏家族对地域文化的建设之功。
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对范国禄与李渔的交游考述尤为精彩。范国禄《次韵答李渔》一诗披露了顺治九年李渔正饱受外界流言蜚语中伤，遂有移家通州之念，对未来的小说、戏曲创作踌躇满志。顺治十年，李渔应范国禄之约与当地官绅、文人广泛交往，往来通州、如皋、泰州、扬州之间，这对紧随其后结撰的小说《无声戏》产生深刻影响。新材料的发现不仅深化了李渔早年的生平和创作研究，而且还纠正了学界对李渔这一时期交往皆为“有气节的明遗民”的认识偏差。
《明清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一书以文学世家为研究对象，从文献材料出发进行家族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梳理，不失为一部明清家族文学研究的学术佳构，对于推进此类文化现象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作者黄 伟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