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字寿铭，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也是我国农村教育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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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桌上放着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他读罢，觉得立论虽偏颇却见解独到。文章批评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杜亚泉一看作者梁漱溟，乃是无名之辈。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发表。于是，《究元决疑论》连载于1916年的《东方杂志》第五、六、七三期。
没过多久，梁漱溟接到了大名鼎鼎、有“学界泰斗”之称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请他到北大讲述印度哲学。梁漱溟说去不了，因为不会教。蔡元培说，你说你教不了，那你说有谁能教?梁漱溟也不知道。蔡元培说，那还是你来吧。于是，年仅24岁的梁漱溟登上了北大讲台。
如果梁漱溟一直站在北大讲台上，成为教授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6年后，他选择了离开，要去做乡村建设，也就是我们说的农村教育。一个生于书香门第且长于京城的公子，却选择了乡村教育。从此，他用毕生精力一往无前地踏上了一条寻求民族自救的道路。
1927年，梁漱溟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之所以选择广州，有一些便利条件：“我的朋友、孙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掌握政权。他希望我去，我也想去……”
到达广州之后，“乡村建设”和“农村教育”这些词尚未出现在梁漱溟笔下和口中，当时的词是“乡治”，他想在广州收一批学生，办乡治讲习所，把乡治主张和办法讲给他们听。乡治讲习所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由于政局变化，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泡汤了。好在，他的“讲”实现了。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的机关，梁漱溟作了10次演讲，听讲者千数人。
幸运的是，历史给予梁漱溟再一次机会。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的邀请信，邀请他的人是彭禹廷、梁耀祖、王怡柯等，前一位是河南村治学院院长，后两位是副院长。他们邀请梁漱溟出任村治学院的教务长，到任后，梁漱溟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和章程，前者阐明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宗旨。是年年底，招收学员400余人。
历史给梁漱溟机会的同时，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中原大战爆发，河南这个主战场，血肉横飞，硝烟滚滚。河南村治学院在战火纷飞中被迫关上大门，只留一个落寞的影子。从筹办到关闭，寿命仅一岁……
在仿佛一切都会结束时，历史又出现了转机。有人向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汇报河南的乡治学院事宜，还有人向韩复榘建议，给乡村各学校添置一套万有文库。面对这些汇报，韩复榘大手一挥：欢迎你们都到山东，在山东继续河南的事业。
于是，乡村建设正式出现在了山东历史上，也出现在梁漱溟的人生历史中。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挂牌，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学，学员来自山东全省27县，为保公平，每县10人。“学员必须深入偏远山村，撰写实习报告，实习结束后才能回校学习，并讨论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梁漱溟本人负责的研究部学员毕业后大多留院和他并肩战斗”。同时，梁漱溟还为各县的乡村学校编写教材。于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成熟的乡村教材《农民识字读本》《识字明理》《文武合一》《中华民族的故事》等，进入了教育史的视野。
1933年春天，梁漱溟选择邹平作为他们的试验区。邹平东接淄博，西邻济南，南依胶济铁路，北濒黄河。当时的邹平，人口仅有17万，是梁漱溟试验的上佳选择。“对全县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对人口作了普查。县政府设立了户籍室，掌握全县的户籍情况。各区政府和县政府都装有直通电话，我们要求各区政府及时报告本区人口变动情况。”在各村成立乡学、村学;推行乡村教育，实施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合作组织;进行农业改良，推广各种合作社;开展乡村自卫;开展文化卫生建设，建立研究所卫生院。未几，又将菏泽作为试验区，几年以后开设了乡村研究院菏泽分院。在院内开办农场，教导农民如何提高产量。这个研究院虽然没有逃过夭折的命运，但从成立到关闭的短短几年时间，“培育出了上千名的学生，他们为山东农村带去了近代科学的火种”。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最终在日本侵华的战火中悄然关上了大门……从此，梁漱溟也离开了教育界，但为国求索、为民请命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致力救国的卓越努力……
世事变幻，时间快进到198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敲开了梁漱溟的家门，两人开始了一次长久的对话。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再过8年，梁漱溟在北京逝世。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一部分骨灰埋在山东省邹平县小黄山——对了，他和艾恺对谈那本书，结集为《这个世界会好吗》。
(作者匡双林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