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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青年到特级教师

  中学时代的我,满身文艺气息:会弹电子琴,会拉手风琴;能吼齐秦的《狼》和崔健的《一无所有》,也能唱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戴上霹雳手套,扎上红头带,跟着“荷东音乐”就能跳太空霹雳舞;还时不时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初升高时考场作文满分,被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应考作文选》……那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作家、记者、歌星,就是没想过做教师。但偏科的文化成绩,最终让我走入了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那是1992年。

  第一个十年:摇摆和蛰伏中的坚持

  1994年9月,21岁的我踏上了工作岗位,晃了一圈又回到了母校——祝桥中学。我成为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专职音乐教师。

  虽然脸上带着一丝青涩,但我还是顺利进入了“音乐教师”角色。在这所上海市远郊的乡镇中学,我品尝着做音乐教师的快乐与幸福。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听音乐、弹琴、唱歌。虽然那时没有音乐专用教室,但我右手挟着电子琴,左手拎着四喇叭收录机,走进一个个班级,希望像圣诞老人一样给学生带去快乐的音乐。

  那些年,我也有做音乐教师的烦恼与不甘。那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低,而音乐学科属于“小三门”不受重视,音乐教师只要每天上好课,每年搞一场文艺演出,偶尔再带学生排个节目参加比赛就可以了。做得好也罢,不好也罢,基本在学校没有什么存在感,更没有成就感。有时还因课堂纪律等问题与学生斗智斗勇,甚至大光其火。这样的教师生涯,别说“七年之痒”,三年就职业倦怠。

  那时感觉教师这份工作没意思,但音乐又是我喜欢的,所以“跳槽”的念头在我心中摇摆不定。有一次,我受邀给一个公安单位指导排练合唱,并担任领唱,看着演出时自己一身帅气的警服,心底还是挺自豪的。后来还真有过从警的机会,犹豫良久,终抵不过对音乐的喜爱而放弃了。

  工作的第一个10年,我没有什么专业发展成绩,也谈不上多努力,只是平平淡淡尽着一个音乐教师的本分。如果说与许多教师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我始终坚持阅读和写作。

  回想起来,我应该是学校里跑图书馆最勤快的一个吧,借起书来一摞摞的,家里枕头边、书桌上,随处摆放着正在读的书。那时我读的主要是文史类书籍,但因为是学校图书馆,所以有时也会借一些感觉有意思的教育类书籍,虽然看过就忘了,但总会有些“营养”被吸收。

  另外,我依然还有“作家梦”,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虽然投稿出去绝大多数“石沉大海”,但长期坚持也有收获,那就是文字的驾驭能力不断增强。这期间的阅读与写作并没能给我的教师生涯直接“加分”,但为我后来走上专业阅读写作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十年:跨界和挑战中的突破

  有时,专业发展就是一个契机、一次挑战。当一个人不敢向自己的能力边缘发起挑战,那么大概率只能在按部就班中碌碌无为。

  2000年,祝桥中学初高中分离,我留在高中部。2002年暑假前不断有女教师请假,学校语文师资出现临时性短缺,出于对我中学时代语文能力的信任,学校领导找我商量兼任一个班高中语文教学。几番犹豫,我开始了自己的跨学科教学生涯。

  面对一门“陌生”的课程,我急需“补课”。于是,我从文学性阅读走向了教育学阅读。通过阅读语文专业刊物和书籍,对语文教学的研究进展、语文名师的教学主张、语文试题的出题与评析等进行了由理论到实践的学习。在学习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我也获得了一种宝贵的学科研究能力。

  渐渐地,我熟悉了这种“跨界”教学的感觉。我用音乐教师的激情点燃了语文课堂,也以语文教师的丰富反思音乐课堂。2003年起,我在音乐学科中开始崭露头角。拓展课《诗人毛泽东》在全区各学科的角逐中位列中学组第二名;运用了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等文学素材的音乐课《思乡曲》在全区音乐学科评比中获得中学组第一名;以李煜的《虞美人》为主题的音乐课《情系故国〈虞美人〉》成为上海市教师全员培训音乐学科示范课;融音乐、文学、美术为一体的《诗意江南》在上海市五区县高中音乐教学研讨会上进行公开展示……这一时期的教学探索,也是我后来形成“音乐为近景、艺术为中景、文化为远景”的“三景”教学主张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的专业成长之路也顺遂起来。2005年成为区音乐学科中心组成员,2006年担任区中小学音乐兼职教研员……2007年,实在忙不过来的我才向语文学科挥手作别。就在这一年,我成为区音乐学科带头人。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所以我们比拼的不是天赋,而是能力。能力从何而来?来自不断挑战、不断尝试、不断磨砺。

  除了在区域层面发挥专业引领作用,我也不忘在学校中的责任承担。2006年,我负责推进和实施学校的拓展课程和研究性课程,成为学校最早了解研究性学习的教师。2009年,我开始担任学校科研负责人,参与学校教科研管理工作。当时,学校有一份校刊《祝中教科研简报》,我将其改为正式印刷的《竹苑》杂志,自己一个人负责采编和设计。作为课题的实际操作者,我完成了学校历史上唯一一个市级重点课题《普通高中“青年教师成长工作坊”项目的实施与研究》从立项、实施到结题的全过程。所以,学校与教师个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船与水手那样的互相成全。

  这10年是网络在教育教学领域蓬勃发展的10年,我也享受到了网络带来的“红利”。最早,因为我要找寻教学资源而结识了“洪啸音乐教育网”和站长赵洪啸,并成为“洪啸音乐教育网”的论坛版主。后又混迹于“教育在线”多年,了解了众多教育专家,开阔了自己的教育视野。甚至还做过几年个人网站“上海南汇音乐教育网”,把这个网站做成了区音乐学科教研网站。我想,一个教师的现实成长环境很可能不理想,但有了网络就有可能摆脱现实的羁绊,走向教育的诗与远方。

  2014年,我在从教20年时成为上海市特级教师,这在普通中学中还是鲜见的。可以说不同岗位历练出来的能力,是我成长的底气所在。人的潜力是无穷的,但没有一颗敢于承担、勇于尝试的心,又怎能焕发出自己的人生光彩?

  第三个十年:从“跟跑者”到“领跑者”

  2007年,当我走到第一个专业发展高峰时正好34岁,却有点找不到发展方向了。主客观条件都告诉我,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的专业发展已经到了“天花板”,我将止步于中学高级教师和区音乐学科带头人这一层级。

  幸运的是,2008年6月上海市教委发布《关于开展第二期“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的通知》,要从全市遴选第二期“双名工程”人选。得知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先由学校推荐到区里,然后进行答辩、考试和评审。最后,全区有5位校长、32位教师搭上了第二期“双名工程”这艘“大船”,我幸运“上榜”。

  还记得第二期上海市“双名工程”音乐名师基地第一次开班是早上9点,但内心激动的我早上5点就起床出门,乘头班车往市区赶,8点左右就到了杨浦区少年宫。此后3年,两位基地主持人上海市音乐特级教师曹建辉、陆亚芳和来自各区的14位学员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学习共同体。每次往返将近6个小时的学习之旅,我乐在其中。我觉得自己要学的太多了,必须将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

  第二期“双名工程”的学习,不仅让我接触到了各种高端学术资源,也让我从导师身上找到了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前进的方向。曹建辉、陆亚芳老师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比我年长一辈,但每次基地活动见面和告别时,他们都会一一与我握手。这是导师对学员的尊重和爱护。记得一次基地去台湾进行考察交流,曹建辉老师对我的成长提了三点建议:提炼自己音乐教学的风格和特色;一定不要离开音乐课堂;音乐教师的成长应该下有实践、中有平台、上有扶持,现在基地给了我平台,希望未来我要给其他年轻教师以扶持。就这样在学习中我不断成长,当基地学习结束时,我充满了留恋。

  后来,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2012年,我又幸运地以浦东新区教师的“新身份”参加了第三期“双名工程”音乐名师基地的学习,成为唯一的“留级生”。第二期基地学习时我还有些被动,到了第三期我就走向主动学习,还担任了基地学员组长,带领新学员共同成长。

  2016年,我调到上海市川沙中学工作,浦东新区教育局以我为主持人挂牌成立了“浦东新区陈璞音乐名师基地”。2019年,我又担任了第四期上海市“双名工程”艺术攻关基地主持人,正式从一名“双名工程”学员成为“双名工程”主持人,从“跟跑者”成了“领跑者”。所以,从名师基地学员到助教(组长)再到主持人,这也是一个教师成长的有效路径。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我了解年轻音乐教师的困难和诉求,所以在做基地主持人的过程中,我对学员严格在学习中、关爱在基地外、帮助在关键处。比如,有学员区级比赛出线要参加上海市基础教育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这个比赛流程比较复杂,我特意从外区邀请上一届市“青教赛”一等奖选手前来一对一进行指导。学员参加重要论文比赛和职称鉴定的论文,我每一篇都会及时认真修改,并有机会就推荐发表……所以,我的基地学员成长速度比较快。

  今年,我在与基地学员的春节联谊会上,口占藏头诗一首《迎春》:“新芽新酒盼新春,年年欢聚辞旧时。快慰桃李多隽秀,乐看飞鸿谱新诗。”这不仅是我对他们美好的祝愿,也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期许。

  (陈璞,上海市音乐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上海市川沙中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著有《最美,艺术课》《通俗歌曲之旅》《让心灵伴着歌声成长》《音乐名师成长启示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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