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完善多双边及区域合作机制，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扩大发展成果惠及面。“一带一路”不仅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也是后疫情时代的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更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顶层设计和深入推进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是教育领域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推进对外开放，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行动。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唇齿相依，教育交流源远流长，教育合作前景广阔，大家携手发展教育，合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是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2016年教育部牵头制定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基础性、支撑性、引领性三方面政策举措为框架，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教育政策沟通、教育合作渠道畅通、语言互通、民心相通、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2016年至2019年，教育部陆续与18个省市签署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部省(区、市)协同不断推进，留学工作呈现双向互动良好局面;合作办学“请进来”与“走出去”均呈快速上升态势;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非通用语种和汉语推广基地有效促进了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多类型、多层面教育共同体建设扩大了国际“朋友圈”和中国教育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共有44所高等学校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举办28个境外办学机构、47个项目，涵盖2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46个重要国际组织经常性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与5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全面升级“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是充分发挥教育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基础性、先导性作用的必然要求。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入关键时期。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根据对18个省市“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进展的评估，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需着力“六个升级”。
行动能力升级。一些省市在落实合作愿景、战略举措、发展要求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进一步强化落实意识，提高落实能力。各省市教育行动不是各自为战的分散行动，而应是相互补位、错位发展的统一行动，需要在国家和省级层面统筹推进。目前，一些地方存在部分大语种重复建设、非通用语种人才短缺的情况，需要优化语言专业布局，提升各地与沿线国家语言互通能力。后疫情时代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对沿线国家教育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加强教育系统与企业、国际组织、社会力量的合作，打造诸如《教育应对疫情指导手册》、在线教学国际平台、教育减贫国际合作项目等更多全球教育公共产品。
行动机制升级。目前，促进人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流动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要继续完善投入机制、部省共建工作机制等内部机制，尤其要建立完善定期会商研判、及时跟踪指导地方教育行动的工作机制。要用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亚洲合作对话等领导人峰会机制，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教育合作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加强双边多边合作等外部机制建设，不断提升内外部行动机制的级别和覆盖面。
资源配置升级。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冷热不均。如18个省市大部分与俄罗斯、泰国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与不丹、波黑、塞浦路斯等国家尚无合作关系。要优化配置沿线国家的合作资源，避免资源投放过于集中在某几个国家，对尚未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家要积极开辟合作渠道，使针对沿线国家的教育资源配置“连成线”。
风险防控升级。面对后疫情时代各种风险冲击，要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定力，不断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增强全员、全程、全方位防控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特别要加强对安全、办学、舆情等风险的防范，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行动成果升级。针对一些合作办学项目国际化人才培养水平不高、办学水平不高，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规模与水平尚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需要等问题，亟须在双向留学、合作办学、教育共同体建设等方面打造更多更高水平的可视性、务实性、普惠性、战略性成果，培育一批“一带一路”国际教育合作品牌。
调查研究升级。目前，国内“一带一路”教育研究总量偏少。现有研究以思辨和文献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调查研究对教育行动的支撑乏力，亟须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的调研访谈、案例剖析、数据处理与政策分析。
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要推进“两个转变”，实现“两个提高”，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资源投入由粗放向精准转变。要充分发挥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桥头堡”优势，组织国外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国内专家开展精准需求调研和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盘清沿线国家与国内教育合作需求。针对“一带一路”支点国家、重点国家开展“破冰”交流与合作。着力提升新疆、海南、青海等“一带一路”核心区域和重要节点省份、城市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吸引力。推动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职业教育“订单式”人才培养，促进人才选拔、培养与使用一体化，着力培养人才的全球竞争力。
加强统筹指导，促进各省教育行动由相对分散向省域内和省域间集群转变。结合教育现代化“四点一线一面”战略布局，打造一批教育行动国家级平台和示范区，整合、挖潜资源，鼓励示范区先行探索、相邻区跟进拓展，以点带面，形成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行动。加强省域内、省域间的统筹协调，实现学科、专业、人才等优质资源共商共建共享，打造国际教育联盟品牌，避免各省各校各自为战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推动省域内多个城市或多个省份对巴基斯坦、老挝等沿线教育薄弱国家开展教育援助。切实为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国家间和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教育合作内涵。
推进教育行动重心下沉，提高对外交流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动行动权力下沉，进一步加强省级人民政府对省域教育外事工作的统筹。在授予“双一流”建设高校一定外事审批权的基础上，对与沿线国家有深入合作关系的高校试点授予一定外事审批权。行动主体由学校层面下沉到二级学院、学科，由校级层面的人员交流向学院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务实合作延伸。行动层次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下沉。加强基础教育领域对外合作交流，通过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开展国内外双向研学旅行、寒暑期夏令营、长短期互访交流等，加强各地教育国际化窗口学校建设。行动研究支撑从文献研究下沉到对沿线国家教情民意的实地调研，为精准配置资源提供更多科学依据。
加强机制建设，提高行动能力和保障水平。完善部际协调机制、部省协作联动机制，推动与沿线各国建立教育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探索建立教育质量保障协作机制和跨境教育市场监管协作机制。加强教育部和省级政府对全国和省域教育行动的跟踪指导，定期开展第三方评估，以“评”促“动”，以“评”促“通”。加强“一带一路”智库平台建设，建立“一带一路”教育大数据共建共享机制，对资源配置实行动态管理，提高利用效率。完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推进成果多渠道转化，为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提供科学支撑。
(作者涂端午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