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中师毕业。
那一年，我18岁，一心当老师。后来也如愿以偿。
这一干，就是41年，其中在湖南的公办学校工作了20个年头。41年来，我一直在第一线和学生朝夕相处，摸爬滚打，才终于有了一点底气，可以跟外人说，自己收获了学生本来的样子和老师该有的样子。
我有时候跟人争论“教育”与“教学”的不一样。我觉得，教育，是要让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地发展，人是不可以被教育淘汰的;教学，可以是培养专业人才，可以竞争，允许淘汰。
这些年，我创办了四所学校，一所公办，三所民办。都是先有我这个校长，后有学校。我的校长越当越小——从公办到民办，从上千人到几十人，从教育发达地区到教育相对落后地区，从普通学校到“问题孩子”学校。
但有一点我没变过——我想当的是个教育者。如果把自己定位成单纯的教学者，我觉得对孩子们是一种罪过。
我的校长越当越小
2000年11月29日，我向上级提出辞职申请。没等批准，我就擅自离开了工作了13年的校长岗位——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过分。
离开校长岗位的那天，我没听进去领导的任何一句批评，也没有听进去任何朋友的好言相劝。我执意要离开。我的老父亲对我叹气：“好好的一个铁饭碗，你就这样丢了……但我相信，你已经长大了，你的选择应该不会错。”
那时候，我38岁，已经在公办学校工作了20年。
离开的那一刻，我对培养了我20年的领导说：“不管到哪里，我都不会离开教育。有条件了，我会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办学校的机会，我就一直做个班主任。我的班级，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恐惧而失学。”
2011年8月，我办了昆明丑小鸭中学。
这是一所专门接收不适应传统教育、不适应分数评价的“问题孩子”的民办初中。这11年，丑小鸭中学帮助了近3000名“问题孩子”。
丑小鸭中学的新生报到，永远比其他学校晚。这是因为，只有其他学校开学了，才有不适应那里的孩子过来。
孩子们不是刚不适应就被送过来的。很多家长都怀有一丝希望：过了一个假期，孩子应该能适应了吧。结果一开学，发现还是老样子。我对老师们说：“家长把孩子送来，不是相信我们，而是他们已经拿孩子没办法了。”
丑小鸭中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学校接收学生就像医院接收病人一样，任何一天的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学生入校。自愿来的学生非常少，很多都是被父母“骗”来的、“绑”来的。如果父母根本无法把孩子送来学校，学校就会在作出评估后去学生家里接孩子。我就亲自接过4个孩子。
有些孩子刚来到丑小鸭中学，非常不适应。我接过好几个新生写给我的信。有骂“詹大年，你不是人”的，有说“詹大年，老子要炸了你的学校”的。我不怪他们。因为这些孩子对学校、校长、老师彻底失去了信任。
因为入学和“毕业”时间都不确定，丑小鸭中学从来没有真正的假期，包括春节。有些孩子根本不适合回家，有的刚入校不久，父母担心接回家后又管不住。
“丑小鸭”的校名是汪叶菊女士取的。汪女士当时是民进昆明市委主委，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昆明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当时，除了汪女士和我，没有一个人赞同这个校名。有些家长故意绕过“丑”字，说成“小鸭学校”。
汪女士不管这些，她说：“多有诗意、多有期盼的名字呀。”“丑小鸭”的存在是个绕不开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呢?我曾说：“‘丑小鸭’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小鸭’长大后只能变成烤鸭。”
在办丑小鸭中学的11年里，我遇到过几次绝境。有同行的误解以及经济上的寸步难行。我的核心团队一直不离不弃，我们搀扶着走到今天。他们，是我最大的力量，也是我永远的愧疚。(詹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