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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启新民以超旧邦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广东人,近现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其教育贡献在于教育思想与实践,后半生于清华园教学著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教育史不可忽略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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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车轮刚刚驶入20世纪50余天,《清议报》主编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少年中国说》,其文如狮子吼,如长江涌,文章结尾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此文作者便是梁启超。自此开始,他内心所追求的教育便是新民与强国。

  但梁启超的教育实践,似乎比这还要早10年。从1890年认识恩师康有为开始,梁启超便和老师一起进行教育实践,承担部分教学工作。8年后,25岁的梁启超已经是著名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了,与老师康有为一起并称为“康梁”。此时,他成了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时务学堂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维新派巡抚陈宝箴批准于长沙创办。1897年金秋10月,康有为师徒前往长沙。赴湘之前,梁启超就与康有为商定了时务学堂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就聘之后仿效康有为当年创办万木草堂的做法,弃四书五经,以儒、佛、宋明理学为体,以西学、史学为用,研究今文经学,批判古文经学,旨在培养为国为民、中西兼通的人才。

  这在梁启超的《读书分月课程》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指导学生读书,除了国学外,西学方面的有《万国史记》《列国岁计政要》《格致须知》中关于声、光、电、化的著述及容闳、严复等人的译著等。很快,他把时务学堂办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新式学校。

  在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熏陶下,时务学堂的许多学生被培养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骨干、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杰出人才。仅在第一班的40名学生中,就有著名的“庚子六君子”,他们由于策划“自立军”起义而牺牲在清政府的屠刀下。第一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当时还名叫蔡艮寅,后来梁启超帮他改名蔡锷。他们实实在在是梁先生的新民弟子、强国栋梁。

  时务学堂的教育经历实在太短了,只有半年时间,并且带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十几年后,梁启超全盘放下自己的政治事业,全身心投入学术的时候,他的教育大业才徐徐展开。

  1918年,梁启超畅游欧洲,考察欧洲教育,这是他全然致力于教育的新起点。1920年的阳春三月,梁启超抵达上海,开始发表他的游欧感想演讲,第一站:中国公学。演讲之后没过多久,他致信女儿思顺,告知归国经历,并透露将在上海居住,并“欲在上海办一大学”。没多久,中国公学创始人梁乔山病殁,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出任常务董事,甚至还一度想出任校长。作为中国公学的实际“掌舵者”,梁启超一直努力经营,呕心沥血,在苦筹经费无着的时候,曾拿出自己的千余元稿费作为应急之用。而对于中国公学的大小事务,总是百般成全。这是中国公学也是现代教育史上很精彩的一笔。

  当然,更精彩的是梁启超与清华大学的缘分。

  厚如砖块的校史资料《清华大学九十年》,在1914年的最后一条,有如此记录:

  11月5日,梁启超莅校作题为《君子》的演说,他引用《易经》上乾坤二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鼓励清华学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后来,学校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定为校训。

  这是梁启超与清华的初遇,就在月底,梁启超再到清华,“假馆著书”。从此,梁启超与清华有了极深的渊源,频繁出入清华演讲,直到7年后,他收到了校长曹云祥的聘书:出任清华讲师,讲述史学半年。梁启超以他高深的学问、深邃的目光、对清华的深沉情感,关怀着清华的发展。

  梁启超深知:欲强国,必新民。欲新民,必新教育。

  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详尽谈了对清华的展望和建议。他说,关于董事会的改组,应由中美两国教育家合组董事会以代替“现在这类小官僚的董事会”,校长人选应该是“有学问能办事的教育家”,学校组织应以教授团为主体,校长可以由教授团中推举,或是互推,或是各教授轮流担任,人格教育就以教授者的人格为标准,以身作则是人格教育的唯一途径。他的这些建议,在全校师生的推动之下,多数变成了现实。第二年秋天,清华国学院成立,梁启超聘任为导师,从此,他和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书写了清华的一个传奇,也是梁启超个人的传奇。

  就在这一次采访中,梁启超侃侃而谈:它物质发达,是时代的娇儿,但它的经济毛病严重……所以影响到一切。它们的教育过于机械,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了”为标准;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所以学问界浅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因为实利主义太深,所以时刻的剖析异常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是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它坏的方面就是一个“忙”字,在父母的身体中匆匆忙忙地出世,出世后匆匆忙忙地长大,长大后匆匆忙忙地受教育,受教育后匆匆忙忙地找钱,找着钱后匆匆忙忙地享福,享福享够时匆匆忙忙地死,死了匆匆忙忙地下葬……

  梁先生说此话,距离今天近百年,他批评的是美国教育。然而,仿佛又是大师百年前对当下教育敲的一记警钟,那么悠远而浑厚。

  对了,梁先生说这段话,也正是阳春三月,万木复苏的季节。希望我们的教育如阳春三月,以启新民,以超旧邦。

  (作者匡双林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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