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关注到教育焦虑问题，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意见建议，引发广泛关注。教育焦虑的话题再次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
过去一个阶段，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扩大规模，在各级各类教育阶段解决“有学上”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甚至学校内部办学质量的差异。因为教育质量差异的客观存在，导致家长为争取优质教育资源而过度投入，引发教育焦虑。
这种氛围和环境使得学校、家庭乃至用人单位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非道德品行，更加关注教育的筛选功能而非育人功能，更加关注教育的结果而非过程本身。这种倾向让教育成为实现未来生活目标的工具，而忽略了教育本身在当下的育人价值。工具理性造成了深刻而广泛的焦虑感受。当然，教育焦虑也跟“双减”政策实施以前校外培训的渲染有关。校外培训机构在资本的推动下，大量投放广告、精致地开展营销，对教育焦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今时代出现教育焦虑的问题有其必然性，这是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客观因素决定的。教育焦虑是我们所处的时代面临的问题在教育领域的投射。因此，解决教育焦虑问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教育改革，这样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脱离教育规律，对教育本身造成负面影响。缓解教育焦虑的问题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的持续努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共同富裕”成为重要的战略选择。逐步缩小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职业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实现共同富裕，是缓解教育焦虑的根本举措。
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但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紧迫性。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良好的不同职业之间尤其是学术型和技能型职业之间相互贯通的制度体系。比如我们过去经常听到的“八级木匠”“八级钳工”等，就是各个技能型行业的佼佼者，与教授等学术型职业具有可比性。这种制度体系在国际上被称为国家资格框架，可以使得各行各业的人才都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认可。目前有多个国家正在推行国家资格框架。中国也在逐步构建自己的国家资格框架，但其影响力和认可度还需要持续扩大。
从教育系统内部来说，要消除强化教育焦虑的诸多因素，坚持不懈地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也要继续推动“双减”落地见效。“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校外培训虚火得到遏制，但家长众筹攒小班、请私教、以高端家政名义等现象也屡见报端，影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持续努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制度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人们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会逐步回归其育人的本体性价值，会更加关注学生的成长过程和学习体验，社会选人用人标准也会更加多元。唯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
(作者李廷洲系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