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1893-1960)，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一生苦学自励，从事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近50年，主编新旧《辞海》30余年，主要著作40余种。在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和教育文献汇编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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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6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迎来了一位新校长，他就是以“湖南新人物”著称的易培基。上任之初，易培基和教务主任匡互生招募名师。3个月后的新学期，学校来了一位有着“长沙教育家之头衔”的舒新城先生。
除了舒新城，此时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夏丏尊、沈仲九、孙俍工和“武汉三杰”中的“两杰”余家菊、陈启天等人汇聚一堂。英雄聚首，必起风云。他们着手进行教育改革，舒新城是这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之一。
先是选科制。所谓选科，是将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允许学生完成必修外，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要进行选修——与近几年的走班制异曲同工。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能力分组，也就是说一年级学生可以试读三年级的课程。在教学内容方面，国文变化最多，彻底废除文言文，采用语体文(白话文)，尤以《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文章为主，抛弃了传统的灌输式讲述，以讨论为主……一系列改革让湖南一师声名鹊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开学一个多月，湖南一师来了一位学术界的名人张东荪，舒新城和张东荪是老相识，他们结缘于文字。张东荪在湖南一师讲演了3次，对湖南一师的教育改革很是看重，进而让舒新城有了走上更大舞台的机会。
1921年春天，尚在湖南一师的舒新城，接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书信。写信人正是张东荪，信的主要意思是：邀请舒新城担任中国公学的中学部主任。
结束了湖南一师的工作，当年7月5日，舒新城抵达上海。第二天到了中国公学的校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庄严伟大的红色建筑物即映入眼帘，令人起崇敬之感……校舍之正面为一字式大楼，楼下为办事室会客室及教室之一部分，楼上全为教室。进一层与正校舍成丁字形者有平屋三排，两边为理化室、图书馆、膳堂、教员宿舍等;正中隔天井为大礼堂，可容千数人……再右面数十亩之大坪之边缘，有教员住宅两座，分为四宅。这种雄伟的建筑、宽敞的校基，幽静而便利——每小时有淞沪小火车开行，除去岳麓书院的高师而外，我曾服务过的学校都不能及，足见创校者之抱负远大、计划周密。”
到了之后，舒新城和张东荪确立了办学方案，邀约叶圣陶、朱自清、陈兼善、吴有训等人加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道尔顿制”。
道尔顿制，是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1920年开创的一种个别化教学形式。其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自由，即学生在身心方面都能自己计划自己的事情，自己克制自己的活动，以此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二是合作，即打破班级界限，强调团体活动中的合作和交互作用，以使学生在民主合作的氛围中得到发展。
其实在湖南一师，舒新城已经开始了道尔顿制的尝试。到了中国公学，则进行了全面推广。概括起来说，一是设立作业室。将各科教室重新进行装备，使其能兼备旧日教室、自修室、图书馆、实验室等功能。每间教室由教师一人或数人为指导员，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自由入室研究问题;二是指定功课。由教师将学生对于某科应学习的进程分成段落，指出应研究的问题，列出参考书目及笔记与记忆、讲述、实验、练习等工作，令学生自行学习;三是成绩记录。制作记录工作进度表格，交由学生自己对其各科学习进程及所费时间进行记录，看看自己成绩如何，再由教师考验以决定是否达到某种程度。
舒新城一边设计并参与实际的道尔顿制实验，与沈仲九等人仔细商量实验细节，一边大力进行理论介绍和宣传，与当时《教育杂志》记者周予同共同策划出版“道尔顿制专号”。一时间，全国教育界掀起了“道尔顿制”高潮，许多教育工作者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有关道尔顿制的学术讨论也火热了起来。舒新城趁势要求在全校推行道尔顿制，并得到当时校务会议的大多数人通过。但遗憾的是，该消息传出后却引来了诸多书面和口头上的强烈反对，几乎要闹出一场学潮。校长张东荪已经辞职，时任校长陈筑山遂以“外界及学生反对”为由，取消了实验。但是，它的影响早已溢出上海而流播于全国。
舒新城也离开了中国公学中学部，先后应聘担任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及成都高师教育学教授，继续推行道尔顿制实验，但均很快离开，无果而终。
舒新城的教育改革梦想，在保守的教育体制、抗战爆发、简单照搬西方模式等一系列客观和主观原因前，终于支离破碎。他扛着一面教育改革的大旗，踽踽独行，他孤独的背影，一直停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好在，他的大量著述，还在诉说着百年前的教育往事……
(作者匡双林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