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导与管理是教育领域关切教育组织运作和变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美国学者库斑(Cuban)认为，领导是在实现欲想目的的过程中影响他人的行动，管理是有效地维持组织当前的安排。
具体到教育领域来说，教育领导侧重于实现教育变革，教育管理侧重于维持各类教育组织秩序。实现教育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坚持开拓创新，坚持理论创新，用新的理念来指导教育领导与管理活动。当前，人们的信念不断经受考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新的对话理论应运而生，即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行动，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生活和行为方式。经过多年的发展，该理论已经由最初着力于批判或解构发展到后来的进一步建构，由对理论、方法的研究发展到具体的实践。其对于人际纠纷的解决、学校教育与各类组织的管理、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等，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实践体系。社会建构论强调对话、生成与合作，注重关系，这对教育领导与管理的内在耦合性极具指导意义。
一是以建构型思维重构教育领导与管理理念，从工具性管理走向共生性治理。
在管理领域，工具性管理主要是指主管部门与所管理对象之间存在的权威性主客关系。主管部门对其管理对象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其身份和角色不但使其有责任对管理对象进行指导，也有经验和能力对管理对象进行引导和管理。这种工具性的管理理念必然带来单向度、不容挑战的管理关系。如只关注任务完成、一味追求实用等。
社会建构论倡导形成共生性的教育治理理念。其代表性观点是，“我们建构了世界”“通过共同讨论，我们也许能够建构出一个全新的世界”。社会建构论的最大魅力在于它鼓励人们不断创新。其重要代表学者肯尼斯·J·格根(KennethJ.Gergen)认为，如果我们想要革新，就必须改变建构世界的传统方式，从关系的视角去理解世界，通过谈判、协议等各种协调方式去创造未来。运用社会建构论的思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教育组织可以采用“上下联动”的方式，与学校、社会组织等一道通力合作，共建共治。学校在校内管理活动中，鼓励学生及家长真正参与进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同治理好学校。
二是以关系性存在重构教育领导与管理目标，从促进个体发展走向增进关系潜能。
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教育领导与管理自然是服务于教育需求，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支持和支撑，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个体也处于不同的关系。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个体所获取的知识也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基于个人经历和体验建构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在教育领导与管理目标中增进参与关系过程的潜能。关系性存在是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思想，肯尼斯·J·格根认为，“不是独立的个体相聚而形成某种关系，而是关系赋予独立个体存在的可能性”。个体的心理、身体、言谈举止等都是关系的产物，个体不仅是关系性自我，而且是多重存在。另外，社会建构论认为，知识和理性也是关系的产物，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教育的目的。如果关系是首要的，就必须针对学生所处其中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结果来提问题。社会建构论认为，教育要增进参与过程的潜能。从教育领导与管理的角度来考虑，不仅要关注教育系统内部的关系运行，还需要注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关心全世界教育系统的发展进程。
三是以欣赏型探究重构教育管理模式，从单一对话走向寻求对话合作。
以欣赏型探究理论重构教育领导与管理模式，意在尝试建立寻求对话与合作的新范式。站在关系的立场上，教育领导与管理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意义建构场所。针对教育领导与管理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发动以有效行动为目的的合作过程。这意味着必须促进关系丛之间的协作，以这种新的方式生成新的意义和价值，激发新的动机。一是主管部门要协调好系统内的各方关系，统筹配置资源，畅通各类学校参与重大教育决策渠道，倾听不同学校的意见，努力促成有效的对话和合作机制。二是学校内部治理要协调好教师、管理人员、学生、家长等各方关系，善于培养和发掘学生的领导才能与管理能力，每一名学生都有可能具有独特的技能、意见、价值和信息，努力生成有活力的校园文化。
正如肯尼斯·J·格根所指出，任何组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有效协商的能力。若组织成员发生冲突，团队的有效性将不存在;若组织成员不理解或不欣赏领导者的观点，领导者作用也就无从发挥。关系型领导力是指在关系中积极参与并有效建构未来的能力，关系型教育领导者具有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乐于分享和宣传先进教育理念和政策。在广泛分享和宣传后，教育理念和政策更容易付诸实施。二是善于为教育管理改革注入价值。对教育改革的细化、专业的解读，将有利于改革推行。三是精于为教育事业发展建构现实。对现实的建构程度，反映了教育改革的推进程度和教育对师生的影响程度。“叙事”和“隐喻”的谈话方式是建构现实的有力武器。
(作者刘业峰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南京艺术学院副研究员，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元视角下的教育领导与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研究”[2021SJA0407]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