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文革”结束后，在村里的小学读了三年书，并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严厉而又慈祥的聂秀清老师。
13岁时，我考入了县城唯一的重点初中，成了一个“正式”的读书人。说是读书人，其实当时除了课本，哪儿还有闲钱买其他书?直至1982年，我考入忻州师范学校后，才真正有了可读的“闲”书。后来日子过得宽松了，我口袋里的些许零钱，支撑着我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星期日在书店里泡一整天，把一毛、两毛钱一本的各类书籍欣喜地买回去。1985年毕业时，一个二尺见方的木头箱子，已经放不下那些书籍了。
毕业后，我做了几年乡村教师。乡村学校单调的业余生活、匮乏的精神世界，使我再度拾起课本，成为山西大学教育系教育与心理专业师训班的一名在校学生。这里的图书馆好大、好漂亮!《家》《春》《秋》《骆驼祥子》《安娜·卡列尼娜》……难读的还有“天书”《尤利西斯》。每逢周日，我和同学们还要去省城新华书店“猎奇”，那时的“五角丛书”我总是一摞一摞地抱回去。我读懂了诸如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渊薮”，也更深刻地悟出了读书的价值。
大学毕业后，我信守不改行的承诺，在一所乡办初中当教导主任、校长。1993年，我成为一名县级教研员，20多年间，我由教研员到副主任、主任，前前后后经历五任局长，每一任局长，我都能读懂他们成就教师、提升教育质量的美好期盼和良苦用心。靠读书一步步走出来的我，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能借力让很多人去影响更多的人读各式各样的书。
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铺开后，师生角色的转换，需要理论武装的头脑和脚踏实地的行动。恰在这时，一位课改专家为我们寄来了山西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卓玉即将出版的《构建教育新模式》部分书稿。如获至宝的我们细细品味、操作试行，先培养课改领头人，后来又陆续购回两千多册，分发给全县的教师们。再后来，我们推动各学校把《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中国教育寻变》《陶行知文集》等书籍摆在了校长、教师们的办公桌上。
为推动读书活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我们邀请上海市建平实验小学教师、《迷人的阅读》主编朱煜作了“阅读与教师成长”专题讲座，进行了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小学图书馆与文科教育装备处“阅读素养提升路径策略课题”暑期大培训和10个子课题的开题报告会，引进“攀登阅读”素养提升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项目、山西省名师工作室阅读项目等多个项目，助推了县教科局图书馆的成立。
读书实践厚积薄发，成果不断涌现。我们总结出“20”字课堂教学策略，并成为忻州市教育科学规划的指令性课题;《繁峙县区域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探究》等6项成果获山西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利用当地红色资源对中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实践探究》等9项成果在历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上成功展出;等等。
如今，繁峙县教科系统有了良好的阅读生态，到处洋溢着和谐、静穆、幸福的学习气氛。民间组织的清凉书院、憨山书院也交相呼应，带动促进了繁峙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文明、积极、和谐、绿色、生态、共享的繁峙文化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幸福繁峙建设“悦”读正在路上。
影响我的一本书：《构建教育新模式》
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在繁峙召开“繁峙县区域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现场交流与研讨活动”;2015年，我主持的“整体设计、问题开启、自主学习、展示共享、梳理发展”的“繁峙县‘20’字新课堂教学模式”课题，成为忻州市教育科学规划的指令性课题;2017年，我主持的《繁峙县区域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探究》被评为山西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这些成就得益于繁峙教育系统共读一本书——山西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卓玉的《构建教育新模式》。
《构建教育新模式》用了12个章节列举了8所学校的典型事例，围绕一个主题——重建教育新模式，从“教育的一场革命”的高度，论述了作者对教育的看法、建议和主张，给出了具体的操作实施办法。这本书让繁峙课堂的自主、合作、探究、展示成为常态，让小组学习成为学习的基本形式;这本书改变了繁峙的课堂教学模式，催生了一大批优秀教师，滋养了一茬又一茬学生，影响了繁峙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也成就了我的教育人生。(胡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