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自习开始前的一个小时，宁波市春晓中学的同学们鱼贯而出，在操场上散步、踢球、相互交流;雨天，同学们在教室里做自编的运动操;开设晚自习以来，几乎所有同学都能在校内完成作业……这些改变都和责任督学分不开。“只有把真问题反映出来，把真困难呈现出来，问题和困难才能真正得到解决。”这成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责任督学和春晓中学的共识。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减得怎么样，课后服务课程、作业管理、课堂教学研究的增量做得如何，我们充分发挥教育督导的监督、指导作用，减负担增效能。”宁波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毛才盛说。
专项督查督出加速度
宁波的教育督导有立法保障，早在2002年就开始施行。2021年9月，宁波市教育局、宁波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双减”工作专项督查的通知》，督查内容涉及七大项，包括学校的作业管理和课后服务开展情况、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监管、预收费监管、培训广告管控情况等。
宁波建立了跨人大、政协、发改委、科技局等18个部门的专家库，共有专家614名，组成了责任督学、督导信息员和“双减”督查专家3支督导队伍，通过地毯式排摸，发现共有学科类培训机构2046家，同时查清校内作业管理和课后服务实情，分阶段进行县域交叉实地督查。
2021年9月中下旬，江北区教育局专职副总督学杨烿带队前往宁海县开展“双减”工作专项督查，聚焦督查过程中课后托管内容比较单一的问题，建议根据学生发展所需拓展渠道，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教育服务。
这样的区县(市)交叉实地督查在宁波全面展开，形成、下发了13份督查报告，建立问题清单合计147条。各地各校在督导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各个击破。
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科目界定难的问题，北仑区在全省率先成立课程审查专家委员会，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进行审核界定;针对校外培训机构规范问题，海曙区探索校外培训机构“区块链+双重保险”的三位一体数字化治理新模式;针对初中课后服务安全问题，镇海区出台“一校一策”，进行“错时分门”，搭建“警力护学亭”，定制“夜间公交”线，筑牢安全防护线。
直击痛点督出新改变
鄞州区教科室副主任朱永良是鄞州区责任督学，在“双减”政策落地之初，朱永良关注到了四方面的问题，表现为学校迷茫、教师疲惫、学生无奈、家长焦虑。
带着这些问题，朱永良运用综合督导、专项督导和常规督导相结合的方式，全身心地和学校一起破解工作难点。具体从两方面发力：一是关注作业减负，严格进行作业分层，推动作业校本化;二是关注课堂教学改革，倡导“深度学习”，让学习真正地发生。
“可喜的是，改变慢慢发生了。”朱永良发现学校的管理方式在变，中心工作更加聚焦、更加协同，教师发展逐渐回归本位。学生的状态也在改变，参加“1+X”托管后，个人的兴趣和特长得到了充分锻炼，家长角色也逐渐回归本真。
问题导向的做法也体现在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上。宁波鄞州区广成教育培训学校原先有3个学科类培训点、一个综合类培训点、全职教师40余名，仅房租一年就要300余万元。“双减”之初，机构内矛盾重重。
浙江省督学、宁波市教育督查专员蒋和法了解情况后，联合督导团队帮助该机构纾困。该机构及时调整规划，关闭了两家学科类培训点，并将原来以学科类为主的业务调整成为以托育、素质教育类为主。同时，积极拓展新业务，对接公立学校的“四点钟课堂”，还和余姚机器人产业园合作，加强非学科类课程开发。“在一系列的组合拳下，广成教育培训学校的职工人数不降反增，并提高了课程研发能力，实现了平稳过渡和完美转型。”蒋和法说。
“掌上执法”督出高质量
日前，宁波江北区实验小学的学生完成了一份《我为家乡“造”大桥》的作业，不仅完成了家乡桥的考察，撰写了数学日记，还设计了一条连通中山公园和槐树公园的观光桥——“宁波之眼”，充满创意和乡情。
这是江北区作业改革的一个缩影。浙江省督学、江北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吴利文介绍，落实“双减”以来，江北区以作业改革为抓手，撬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有效的作业设计，能进一步促进学科素养落地，促进学生团队合作、思维能力的提升。”吴利文说。
为提高督导质量，宁波以减少中间环节、推动基层减负为导向，探索“互联网+双减”督查新模式。该模式把校内校外的督查指标以问卷星设计的形式汇总为周督查工作内容，督查人员只需一部手机，将每次督查到的情况和督导要求的七大项指标进行比对，通过小程序进行上传，就可以实时实地完成督查，将情况反映给上级督导部门。
“掌上执法”既减少了督查人员的工作负担，又大大提高了督查工作的效率。基于大数据的动态观察，为校内减负提质和义务教育阶段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压减的风险研判提供了有效依据。
专项督导已成为推动宁波“双减”落地见效的生力军，让教育回到学校主阵地，教学回归育人本质。未来，督导将更关注师生和家长的需求，更关注课堂教学的变革，更关注“五育”并举的落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