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先锋重大典型报道
浙江现有义务教育在校生530余万名，其中城区学校307万名，镇区学校170万名，乡村学校58万名。仅从数据上来看，乡村孩子占少数。
然而，乡村孩子享有优质教育一个都不能“少”。在满足了标准化学校、优质师资等硬性条件之后，浙江教育人以时代为帆、传统做桨，用专业思考和生动实践回答了一个新的命题——
新时代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路径在哪里?
汲取乡村优秀文化的教育力量——
为新时代教育“寻根”“铸魂”
说起浙江，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令人耳熟能详。浙江历史悠远、文化璀璨，2005年、2007年两度于国内率先公布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成果居全国首位。
文化宝藏蕴藏在广大乡村，教育开启了学生的“寻根”之旅。
地处良渚文化遗址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一小的“玉文化”芳菲入眼。春天，学生自制玉琮风筝、神鸟风筝，将良渚文化的符号放飞。夏天，学生来到良渚文明探索营地，亲手制作玉器、玉鸟。秋天，学生手捧玉文化读本，美文诵读声回荡在校园上空。冬天，“玉文化节”上演良渚系列课程的活动嘉年华。
这所在农田里建起来的学校，从象征良渚文化的“玉”中找到了办学主脉。学校秉承“人皆璞玉、玉汝于成”的理念，开发了玉文化十大课程。立德树人有了“玉”的承载，教师告别了空洞无物的说教，学生的发展目标也越加明晰。
校长孙剑介绍，“玉文化”课程开展以来，学生身上发生了3个变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往，对家乡的自豪，对先民的尊重。“寻根”之旅吸引了众多同行者，杭州城区的学校纷纷前来体验、研究良渚文化，还有文化传播机构正联合学校筹划拍摄良渚课本剧。
2017年，浙江专门发文，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各环节，不断优化校园育人环境，组织开展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
一张浙江“村校版”的非遗地图徐徐展开——在余姚，河姆渡镇中心小学以农事研学传承河姆渡农耕文化;在龙泉，小梅小学里保存着当地最古老的青瓷窑址;在三门，亭旁镇中心小学的学生承袭了先辈的祭冬习俗……
村校在“寻根”，村校也在“铸魂”。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七山一水两分田”里，有太多荡气回肠的故事，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物，“铸魂”之旅找到了最佳跑道。
在《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的家乡义乌市分水塘村，望道中学里随处可见与先生相关的文化烙印，铭刻“真理味道”的教学楼、书写望道精神的石牌、一间存放了500多件珍贵文物的陈望道陈列室。自建校之日起，学校党支部就打造“真理的味道”党建品牌，在德育创新中培育学生“好学力行”。
在“两山”理念诞生地余村，一支小导游队伍总能吸引参观者的目光。他们来自离余村最近的天荒坪小学，这所由中国美院设计的带有明显山水特色的农村学校，将“两山”与办学水乳交融。发生在前辈身上的“两山”故事，写入了学校的课程体系。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和谐共生，成为所有孩子的共识，并通过“小导游”社团向更多人传递。
大乡村有大思政。浙江近年来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在各学段、课程间的“接棒区”上做文章，乡村的思政资源被充分盘活。如陈望道精神在义乌，除望道中学外，农村的夏演小学研习陈望道的家风、学风、文风，义亭小学编写红色故事汇，城区的实验小学创编红色诵读节目，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则编排《陈望道》舞台剧。
城乡学校共品真理的味道，达成了立德树人的“共同富裕”。
提供学生全面发展的无限可能——
打造高质量的“五育”课程超市
上午9点，孩子们蜂拥而出，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到了。安吉县梅溪镇钱坑桥幼儿园的空地上，摆放着各类自行设计的木质玩具，学生在无拘无束的游戏中实现自我意识和能力的建构。一旁的教师观察着、记录着，为安吉游戏的进化“喂养”新的数据。蜚声海内外的安吉游戏，如今不仅覆盖当地城乡，更在全省落地百余所实践园，令更多浙江村里娃玩上“世界级”的游戏。
下午3点，东阳市白云镇中心小学化身“课程超市”。东阳木雕课程的学生，将科技与木工结合设计一座“赵州桥”。七巧板课程的学生，用数学和美术知识变换出各种模样。还有学生用无人机在校园上空编排队形、在食堂里跟厨师学做梅干菜、在专用教室练习艺术体操。“院士之乡”的农村娃获得了丰富体验和发展的可能性，学校成为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
村校课程之丰，意在“五育”并举之中。
2012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深化高中课程改革，其后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于2015年跟进。选课、走班、拓展性课程等理念搅动一池春水，赋予学生成长的全面性与多样性，推动教育教学向“优”而行。
课改之初，浙江在顶层设计上就给予农村更多关注。全省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指导手册上有专门针对村校的章节，全省课程建设研究团队到地方调研必须给一所村校把脉开方，还有面向农村校长开展的课程领导力培训。
课改之中，浙江又在缩短城乡差距、提升村校教育教学质量上下足功夫。
淳安县鸠坑乡中心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一年级的孩子们正期待着与杭州行知小学的老师、同学见面。光纤、一体机、摄像头、麦克风等设备，让空中相约成为可能。这节“做奖牌”的美术课，是开学初两校共同制定的教学计划，类似的“空中课堂”每学期有30余节。打开一体机后，行知小学教师的教学影像、声音现场同步，学生渐入佳境，双方还时不时“隔空”互动。课堂结束时，8岁的卢哲峰成功制作了一枚奖牌，迫不及待地挂到了脖子上。
2019年，浙江省全面推进“互联网+义务教育”，与城市学校结对的村校建成远程互动教室，通过屏幕实现同步上课、作业、测试、答疑和辅导，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实时互通。2020年，这项民生实事工程覆盖了60%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参与师生380余万人次，公众评价满意度达99.7%。
与此同时，浙江还为乡村办学质量提升开辟专用通道。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占比超过80%的景宁县，小规模学校有专门的教学常规：教室被设计成多个学习区角，教师备课、设计作业做到给每个孩子量身定制，几年下来教学质量可比肩城区学校。“景宁经验”在全国得以推广，此后浙江发布农村学校小班化教学实施建议、加强小规模学校建设意见等文件，令更多农村学校受益。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峰表示，村校在课改中找到了办学特色和育人方向，课改质量与城区的差距正在缩小。更难能可贵的是，村校也涌现了一批改革的踏浪者、破题者。
海岛教育怎么做?地处全省末梢的海岛，舟山市普陀区却把这里的教育涂抹成了色彩斑斓的“海景线”：朱家尖小学把“沙滩”“沙子”“贝壳”搬进了学校，沙滩足球、沙雕、贝壳画等课程层出不穷;朱家尖幼儿园依托海岛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出17个“游遍朱家尖”经典案例。
劳动教育怎么开展?章振乐从杭州市富阳区一所农村初中开始“播种”“新劳动教育”，其后在城市学校深化并在全区推广。该区现已打造100个劳动体验精品村、1000个劳动体验示范农户。“新劳动教育”成为全国典型，身为一名农村校长的章振乐被聘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劳动教学指导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校园足球怎么搞?诸暨市次坞镇红旗完小靠教师从村里买来的煤渣填出一个球场，教师成立足球队带着学生一起踢。周末踢，寒暑假也踢，踢出了一个浙江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第三名。后来球场改成人造草皮，学校也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基于教育优质均衡的评价改革——
评出教育生态的一片绿水青山
优质的乡村教育优在哪里?城乡教育的差距该怎样看待?地方政府推进教育事业发展如何通盘考虑?关乎乡村教育发展的“风向标”，浙江试图找到一根科学的指挥棒。
2013年，浙江被列为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是全国唯一全省域承担改革任务的省份。目前，初步构建了结构型质量、过程型质量、结果型质量“三维一体”的评价体系，其中结构型质量直面乡村教育。
结构型质量指的是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以及发展状态的可持续性。浙江采用差异系数表示城乡学校、公民办学校以及不同家庭情况学生的学习状况，再将这3个差异系数按照一定的权重，算出县域的结构型质量。得分越低，差异度越小，代表教育生态越好。
浙江在教育现代化评估条例中已经引入结构型质量，从以往的关注“达标”到现在的关注“差异”。这一举措带来的明显变化是，地方政府将更多目光聚焦到乡村教育办得好不好，因为这直接关乎教育现代化指数。
村校、优质、生态这些评价导向的关键词，正导入到地方的教育评价改革中。
海盐县创新推出城乡学校“发展性指标”，由学校自行申报评估，指向学校差异化发展的个性要求。评价结果与起点相关，看过程增量。如此一来，原先大家公认的优质学校，在几十项评估指标的实证汇聚后，并不一定具有优势。相反，起点低、有想法、会干事的乡村学校赢得了机会。
沈荡中学从第一年的B等偏后，到第四年跃升为全县第一名;从过去每年流失优质生源40人左右，到这两年出现了回流现象，每年都有外流学生申请转回。校长陈雪峰感慨：“评价改革给了乡村学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在师生心目中沈荡中学就是好学校。”
此外，海盐还率先推行中考评价改革，开展以品德表现、运动健康、艺术素养、创新实践4个维度的综合素质评价，以20分计入中考，树立城乡学校的全面育人观。
2019年，海盐首批通过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核心指标的7项指标校际差异系数均低于0.3，远低于评估要求的数值。
在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指引下，在教育评价改革的撬动下，浙江乡村教育向“优”而行的共同富裕道路正越走越宽。
（报道组成员：本报记者 周飞 陈宁一 禹跃昆 蒋亦丰 张春铭 高众 执笔：本报记者 蒋亦丰 视频：周子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