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教育论述
中国共产党在率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始终极为重视发展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新中国两任国家主席，也同样如此。他关注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无论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干部教育、工农教育以及留学生工作、知识分子问题等，他都实事求是，提出许多具有创见性的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对贯彻实施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员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广大教员是办好人民教育事业的主体，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刘少奇教育理论的鲜明特色，即坚持认为教员及知识分子群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广大教员及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应该说，他是党内关于正确认识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思想先驱。这主要缘于他1922年秋至1925年春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那时为了组织工人运动，他十分重视工人阶级及其子女的思想文化教育，在工人俱乐部中根据工人上下班时间和居住地址，组织不同班次的业余文化学习，开办工人子弟学校。著名的红领巾少先队，就发源于那时所办的安源子弟学校。
1932年，刘少奇针对党内关于什么人可以加入工会的争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详细分析工人阶级队伍的组成，坚持认为，“判别一个劳动者是否属于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标准应当是看他的收入，生活的来源是否主要的从出卖自己的劳力得来”，“一般的职员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一部分，一个阶层，除开极少数的管理人外，应吸收加入工会”。这里的职员显然包括教员。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刘少奇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明确和肯定脑力劳动者包括教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组织文教工作者工会。他在新中国刚成立就召开的全国文教工作者座谈会上指出，“文教工作者工会首先要为完成国家提出的号召而努力，为建设国家文化教育和新兴艺术等各种事业而努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把发展教育与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结合起来
“救时依仗出群才”。为了唤醒中华民族，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极为重视发展人民教育事业。1937年10月，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提出，抗日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培养抗日战争中急需的干部，提高人民的民族觉悟与文化水准为原则。因此必须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及旧的课程。广泛发展免费的小学教育，广泛发展补习教育、民众社会教育，组织识字运动等，改善对教职员的生活待遇。在建设华中抗日根据地过程中，他提出要对苏北广大民众实行广泛而深入的民族教育，“要在一切的学校、民众夜学，一切的团体，一切的人民中，用文字的、口头的、图画、戏剧、歌曲、上课、开会等等方法去进行这个教育”，编好材料课本，教育经费应给予保障。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为把党员培养成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对其教育工作格外重视，刘少奇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写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详细阐述了由一个幼稚革命者变成成熟老练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锻炼修养过程，提出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中国化，为把许多热血青年通过抗战血与火的考验培养成具有远大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新中国的国之干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为那一代人必读的经典书籍，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广泛流传，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调动各方办学因素，尽快改变旧中国文化落后面貌
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尤其在文化方面，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几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为努力改变这一状况做了极大努力。刘少奇也为尽快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方针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第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卓有成效地指导接管了平津乃至全国的教育机构，实现了教育的平稳过渡。刘少奇认为：“使大家都有书读，有学校住，问题就少一些。”由这一原则出发，他提出一系列先立足稳定、然后再进行改革的教育政策思想和措施。如1949年2月，天津刚解放还不到一个月，中共天津市委并平津战役总前委等就提出改革天津国立学校的计划。刘少奇在研究后指示，平津的学校教育需要加以改革，但一定要有群众基础，目前应积极在学生及教职员群众中进行准备工作。各大学中学的校长教职员，均须从平津各学校原有人员中选择调整，新任命的负责人必须是忠实执行我们的教育方针，并为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所赞成者。这些政策措施很快在全国推行，积极稳妥地接管了全国的各大中小学校。
第二，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主张应尽力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不禁止私人办学。刘少奇明确指出：“对私立中学，你们可只要求他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取消一些应该取消的课程而外，不要去加以干涉，应让他们继续办下去。”但公立学校对于贫苦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出不起学费者可以免费;政府教育局应特别注意在工人区域开办中小学校，以便普遍教育工人子弟。
第三，对调整改革旧学制体制、院系调整以及课程设置等各个层面提出一系列观点，促进旧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变，使之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为巩固和加强综合大学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刘少奇还对随着战争结束，大批解放军战士需要转业到地方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指示，有关部门“必须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这一措施，对迅速培养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骨干和提高各级干部的文化素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四，极为重视扫除文盲和文字改革运动。刘少奇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行识字运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应计划周密，对识字教育经费问题想出妥当办法。中央识字运动委员会的成员要“以真能参与此项运动者——如各团体宣教负责人为宜”，文字改革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应尽快研究，开展工作。
第五，极为重视派遣留学生工作和向苏联教育学习的问题。刘少奇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深深感觉“现在我们是知识分子太少了，专家太少了，技术人员太少了。搞建设就感觉人才太少、干部太少了”。为此，他鼓励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邀请国外专家教授来中国任教。1950年5月，他亲自指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派遣留苏学生200名，随后又批示与波兰、捷克交换留学生10名。1952年7月，他亲自接见赴苏联留学学员，对他们寄予殷殷厚望。他勉励留学生，“首先要下定一个决心：为人民学习，为国家学习，学成以后为人民工作，为国家工作。”他还亲自主持筹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综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为加速培养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尽快提高和普及全国文化教育水平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们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要求继续深造学习成为全国绝大多数青少年的渴望。特别是1957年后，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孩子陆续进入学龄阶段，而教育事业的状况又不能马上改观，其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少奇两次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
首先，刘少奇深入实际调研，准确研判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发展的现状，提出解决升学难问题的第一步：高小毕业生应参加劳动生产。1957年春，他在深入华北、华中、华东5省调查后指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首先逐步普及小学教育，使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在逐步普及小学教育的同时，我们将继续发展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但是，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可以采用城乡人民集体办学等办法，再办一些小学、中学，或者组织学生自学，为日后参加生产劳动或升学准备条件。但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帮助不能升学的学生就业，除了城市需要增加小部分学徒和职工外，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就是农村。他苦口婆心的细致工作，为当时大批知识青年指出了方向，缓解了当时紧张的社会矛盾。
其次，提出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为了尽快解决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年希望继续升学的渴望，刘少奇结合自己青年时代勤工俭学和周恩来、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的实践，于1958年5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现有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基础上，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8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这就能使那些家庭无法提供上学机会的青年搞半工半读，可以有全部半工半读的大学，也可以在现有大学里办几个半工半读班。当然，学习年限、课程和待遇等，需要加以相应调整。
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同意刘少奇的这一建议，并下发有关文件。由此，半工(农)半读教育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始发展，陆续办起来的农业中学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招生量一度达到200万，一些省份还办了半工(农)半读的劳动大学或工业大学。但两种教育制度的试行，受到当时“大跃进”政治氛围和3年国民经济困难的影响，大部分学校没有坚持下来。
1964年5月，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大力倡导和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在他的力倡下，1964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建立起半工半读学校4000余所，学生80万名;农村耕读小学生1360万名，农业中学学生113万名;还有23个省份办起了109所半工(农)半读的高校。这些学校培养的半工半读学生，既懂理论也有实践经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储备了一批有知识、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才，许多人在改革开放中脱颖而出，成为创业者。
综上所述，刘少奇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总是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迫切需要结合起来，提出许多合乎人民群众实际要求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教育思想和政策措施，卓有成效地指导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为改变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状况和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许多思想理论观点至今仍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作者王双梅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