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久了，还是喜欢看朴实平和的文章。
朴实指的是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不追求某种气势磅礴的大话，没有什么晦涩艰深的词语，也不见某些标新立异的字眼，更不用某些故弄玄虚和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平和指的是叙述心平气和，循循善诱，没有某些激动人心的排比，或者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质疑，没有什么居高临下的说教，或者是冷嘲热讽的文风，也看不到哗众取宠的煽情。这样的语言和叙述读起来爽口悦心，容易入眼入脑。这也是我近年来在教育研究的学术写作上对自己的要求。
朴实平和的教育文章一定是比较好看的，它能够让人们喜欢读、容易懂，看起来不紧张，而且很轻松。可以说，这是教育研究的基本功之一，也是教育研究的一种专业要求。如果说文学作品追求更多的峰回路转、起伏跌宕的情节与“噱头”，哲学文章讲究更多的鞭辟入里、反复诘难的思辨与沉思，自然科学追求更多的严谨缜密、重复验证的实验与数据，那么，教育研究的文章则一定要有教育性。这种教育性在写作和文字上的表现与特征之一则是朴实平和，甚至可以是“大白话”，是有乡土气息的话语，由此形成非常有效的可接受性。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在谈到社会交往中语言的有效性时，第一条原则就是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仅说的是语言内容的客观性与实事求是，而且，强调交往双方彼此之间能够理解与领会。不能被语言交流的双方所理解的语言，又何谈真实呢?缺乏彼此之间对语义的共同理解，就没有语言交往的效果。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真诚性原则，更是进一步突出了语言的感染力，将语言交往中相互之间的可接受性作为语言交流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这些都体现了写文章的基本规范：语言文字与叙述朴实平和，由此才能产生最有效的交流。教育研究的文章想要达到有效的教育意义，就应该特别重视这种真实性和真诚性的原则。不论教育领域的政策制定者还是教育实践工作者，都非常需要和喜欢这种朴实平和的学术文章。
朴实的语言与平和的叙述,并不意味着学术文章没有水平。恰恰相反，真正有质量、有深度，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文章，常常都是非常朴实平和的。进一步来说，朴实平和其实是优秀学术文章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能够用某种朴实平和的语言写出有思想的理论文章，能够用简单明了的文字表达深刻的道理与观点，能够明明白白地写出人们心里朦朦胧胧但无以言表的想法，将教育实践工作者丰富的实践感受与直接经验相结合，提炼与概括成通俗易懂的理论，直观地反映了学者和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水平。这样的文章不仅从现实走进了理论，而且从理论中走出来，回到了现实，达到了一种学术与理论的融合，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理论;不仅从具体上升到了抽象，而且又从抽象回到了具体，达到了一种具体的抽象，一种包含了特殊性的普遍性。惭愧的是，我自己过去写文章总是喜欢用一些特别艰深晦涩的词句，由此试图表现自己的所谓深刻和水平，而且有时还自以为是地给自己辩解，说什么如今的社会现实和教育活动本身就是如此的复杂与艰难，反映它们的文章当然也应该是复杂和艰深的，等等。现在，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没有能够全面地理解和领会教育的某些问题，所以写出来的文章也让读者一头雾水。
著名思想家马丁·布伯曾经非常通俗地表达了他关于人与人对话的理论。他认为，真正合理的人与人的对话，就是一种“我与你”的对话，而不是“我与它”的对话。前者将对话者看作一个人，一个与自己同样的主体;而后者则是把对话者看成是一个物，一个单纯的客体。“我与你”的对话则是一种朴实平和，能够彼此共情和移情的语言交流，一种相互尊重和惺惺相惜的叙述平等。布巴的理论是非常深邃的，可他的语言和叙述却十分朴实与平和。所以，能否写出朴实平和的好文章，关键还在于研究要到位，学问要到家。其实，国内外许多非常有名的教育家和学术大师，如陶行知、叶圣陶、晏阳初与杜威、苏霍姆林斯基、蒙台梭利等人，他们的文章都是非常朴实平和的。我的许多朋友和教育研究界的同仁也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朴实平和的写作风格与作者长期扎实的学术训练息息相关，也与在教育实践领域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正所谓文如其人，我想，做教育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是朴实与平和的人，能够看懂教育的实际，体会教育的内涵，了解教育领域的人们在做什么、想什么、烦什么、苦什么、难什么、要什么……能够彼此尊重和相互学习。这样，才能够写出朴实平和的文章来。
(作者谢维和系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