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根基。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党的领导、社会力量参与、人民群众支持。除此而外，科学研究也是助推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确立了以汉字简化和规范化、普通话推广、扫盲运动等为核心的语言文字工作任务。语言学界当仁不让，成为学术支撑的历史担当。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确定了有步骤地从事现代汉语、中国语言史、国内兄弟民族语言和亚洲邻近各国语言研究的方针和调查国内各地方言和兄弟民族语言、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辅助识字运动等任务。《文字改革》和《中国语文》等杂志为上述任务的开展提供了理论研究阵地。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出版了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新华字典》，同期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在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们有的大力编写地方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照手册，以方便方言区人们的普通话学习;有的积极参与民族语文的普查工作与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造工作。
改革开放之后，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法制化和信息化工作成为语言文字事业的核心。一批专业学会陆续创立，比如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修辞学会等，各地方性的语言学会也纷纷建立;一批专业刊物创刊或恢复出版，比如《外国语》《现代外语》《方言》等。这些学会和刊物的出现，为学界提供了讨论问题的阵地和发表见解的场所。1984年9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将汉字整理和规范、语言信息处理、社会语言学等作为主要研究领域，从而与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形成了本体和应用研究齐步而行的比翼形态。这个时期，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话调查、汉语方言调查等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论题。许多基础性研究也为后来的一些重要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和人才基础，比如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进入新世纪之后，以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国家和公民语言能力为工作任务，语言文字事业提出语言资源、语言生活等理念，提出了大语言观、大语言工作观等。一批“社会语言学”的教材蓬勃涌现，尤其是“中国语言规划论”三部曲的陆续出版奠定了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基石，“语言生活四大皮书”系列、《语言战略研究》、《语言规划学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等出版物则提供了更多刊发研究成果的期刊。在研究论题方面，语言与性别、语言变异(语音、词汇、语法)与演变、双语/双方言与多语、网络语言、外来词等新形势下的新论题层出不穷。
新时代以来，语言文字工作致力于语言文字治理的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数字信息空间建设。语言文字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中文教育、国家语言能力、数字时代的语言问题、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和创新等论题纷纷出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界的国家意识和家国情怀、政府与大众的语言意识和语言觉悟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政府和学界之间有了更频繁的互动。在学术论文、研讨会、学术著作和研究课题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研究报告或资政报告来为语言文字事业和国家发展提供更优质、更高效和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今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国家语委科研“十四五”规划的初始之年。当前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愈加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增强，语言文字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在此背景下，语言学界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学者更应该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用扎实的调查、严谨的研究、有力的建言、务实的方略为语言文字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作者王春辉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语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