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的教育生态正在一步步遭到破坏，孩子们视力下降、睡眠不够、运动不足、健康受损;学业压力剧增，孩子们没有时间玩耍，找不到人交朋友，不想劳动、不会劳动、不爱劳动;有心理障碍的儿童增多，他们生活枯燥无趣，不知发展方向，价值感偏差，意义感下降。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多次发文要求加强劳动教育，发布减轻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教育部系列推出“五管”(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措施，希望能够标本兼治地优化教育生态，推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保护儿童身心健康。近日，经过多年的立法调研，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确定了家庭、国家和社会在促进家庭教育中各自的责任，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今年正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130周年，先生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追求、“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及“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同样意义深远。
真教育要树立培养“真人”的教育目标
何谓“真教育”?陶行知先生认为“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是真教育”“逃避现实的不是真教育”;先生还认为“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到心灵的深处”。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出，“真教育”是真情地面对真实的儿童，培养儿童能够直面真实的社会，用行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教育》一文中，陶行知先生说：“在所有情况下，必须承认儿童的心理特征，必须重视社会意义，必须提供实际参与的机会。必须根据儿童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引导他们接触社会，了解各种社会需要——贫穷、疾患以及磨难……一言以蔽之，必须将他们置于博爱、服务、牺牲的社会温床中，教育他们自发地去献出爱心、参与社会服务、自我牺牲。”
要想达到这一“真教育”的育人目标，家庭、学校和社会就不能各自为政，学校不能只是想着学校荣誉，只做“考什么学什么”的应试教育;家庭不能只狭隘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社会组织更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而忘记社会责任。不培养对社会产生情感、对改造社会拥有热情和责任的公民，就不是真教育。
因此，家校社要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目标的指引下，平衡协同各方诉求，培养孩子们宽广的胸怀、社会的责任担当意识，给他们创造面向现实社会的机会，努力提升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行知先生认为的“教育最重要的事是给学生一种改造环境的能力”的目标。
真教育要努力发展生活教育而不是畸形的智力教育
任何教育目标都需要有相应的课程保证其实现，要培养能够“改造环境”的全面发展的真人，就需要给孩子完整的生活。行知先生认为：“课程包括了生活中的全部内容。一切课程即生活，一切生活即课程。没有课外活动，这个词本身就不符合我们的教育哲学。”
孩子的生活和课程是一体化的，脱离了生活的课程必然是片面的、狭隘的和僵化的。在分析当时乡村教育时，陶行知发现乡村学校不能注意农人的需要，不能适应乡村的需要，给孩子唯一的东西“就是书本知识”。他倡导“社会即学校”，认为“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要“努力发展整个的生活教育，而不是办畸形的智力教育”。
当下，我们家、校、社三育在陶行知所言的“畸形的智力教育”的路上越走越远，孩子在学校一度只是学习知识，且是和他们生活经验相隔离的书本知识;为了让孩子取得好的成绩，保证孩子在学校的选拔中获得暂时性的、比较性的优势，家长也卷入其中，主动帮孩子补习功课，报各种课外班，甚至在学校开展的素质教育改革浪潮下，依然不断加码孩子的练习，直接导致了孩子过重的学业负担，研究者不禁感慨“教育改革要从教育家长开始”;社会教育在资本的推动下更是推波助澜，迎合家长渴望孩子竞争和成功的需要，在校外提供了各种“超前学习”的课程，让孩子在学业上抢跑，导致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不少学校在家长心目中成了考试选拔评比的场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场所。难怪“双减”文件中提出了“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的工作目标。
片面的教育内容让孩子们失去了真实的生活，远离了社会，精神世界变得萎缩而压抑。在陶行知“整个生活”的真教育思想引领下，家庭教育要鼓励孩子多参与家务劳动、家庭事务的民主讨论等家庭生活，学校教育要进行课程生活化的改革，提升课程的生活性与趣味性，吸引孩子更富激情地参与课堂学习;社会要开放更多的空间，让学校和家庭能够在丰富的社区场景中开展更为有效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
真教育要创新家校社协同教育的工作机制
陶行知的“真教育”思想是立足本国实际的教育，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他针对当时中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且大多为文盲的社会现实开展“平民教育”，给百姓提供的4册通俗读本以大约1200个最常用汉字为基础。在教文盲识字上，行知先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创造了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和平民问字处，不仅让平民在学校识字，还在家庭、商店等处组织大家识字，可谓时时处处都可以识字。
陶行知先生把办教育比喻成给人做饭吃，一种是开饭馆，即开办平民学校，另一种是在家做家常便饭，“平民读书处就是一种家常便饭的平民教育”。这应该是陶行知创设的家校社协同教人识字的有效工作机制。
在教育内容上，行知先生更强调教育要与社会联合，他在《教育的新生》中强调：“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他认为教育要想成功就需要进行“大规模联合”，并认为教育要与农业携手，要与银行、科学机关、卫生机关、道路工程机关等充分联络，用以破除迷信、预防疾病、改良路政等。
在教育方式上，行知先生根据当时女教师数量少、封建势力不赞同男教师教女学童及妇女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小先生制”，“让学童在学校结束了一天的课程回到家之后，将所学知识教给自己的亲属和邻居”。在《新大众教育运动》一文中，他说：“我们的教育不局限于校园的形式。任何有人居住或聚集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一所学校，因为真正的教育来源于生活中的碰撞。因此，我们的学校可以是庭院、亭子间里、街道上、商店里、乡村庙宇和兵营中。整个社会都是我们的学校，全部生活便是我们的课程。”
真教育，是和生活一体化的教育，是遇到困难从不退缩，是动员家校社中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的教育。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智慧历经百年回响不绝，在家庭教育立法唤醒全民教育责任意识的今天，尤其可贵，也值得我们纪念与思考。
(作者殷飞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文系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南京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YB15]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