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思想专论
百年历史铸就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辉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守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砥砺奋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结晶。
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百年历史铸就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辉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守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砥砺奋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结晶。
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以深刻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为基础和前提的。
历史自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已萌生。1919年，青年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毛泽东以深厚历史情怀表达的对中华民族“改革”的历史期盼和对中华民族“光明”未来的历史担当，后来贯通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觉的核心要义。
历史自觉深化了对理论自觉的感悟。毛泽东在1920年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立足于对中国“这地盘内的情形”的“研究”，成为党的理论自觉的基点。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提出，“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间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李大钊对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内在联系的深湛阐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瞿秋白在1923年也根据自己在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所见所闻，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提出“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筑在现存的实有的基础上，所以将来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可以说是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之继续变革。”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有“种种‘社会主义生产’之不同形式”，也“必暂呈互异的社会主义，——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集中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革命和发展道路，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意蕴
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的辉煌，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而且还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新思想，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内涵，实现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这里讲的“理论创新”，一是指继承性创新，突出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性发展和创新，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过程;二是指集成性创新，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世界各种先进的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的综合性的、交融性的理论创新，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中各种思想文化资源的借鉴和吸收意义上的理论创新。集成性创新也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转化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沃土。1938年，毛泽东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沃土和形态特征的深刻理解。
这里讲的“理论创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新的理论阐释，如1978年邓小平在阐释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成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本质等理论创造的思想源头。二是完全以中国的具体实际或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现实为根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的独特的国情及其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实践为根据，在独特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中实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最伟大的理论创造。
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开拓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辉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首先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性的创造”，在本质上就是“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要义，主要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重大问题，如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问题，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始终激扬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过渡时期理论;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包括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国民经济体系结构、实现四个现代化、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等在内的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新时期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跃升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相继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一国两制”等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创新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内涵、体制特征和运行机制等作出精辟的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系统科学理论，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回顾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百年辉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新时代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时代课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从多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由各部分有机联系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组成。在科学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中，赋予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中的辉煌成就，可以看到，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化中国”，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即毛泽东所指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另一方面是“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中形成的思想，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内涵、新的思想，升华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和新形式，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化中国”和“中国化”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结合，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这两个方面，前者以理论运用于实践为过程特征，后者则以实践上升到理论为过程特征;前者呈现为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彰显为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也就是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化中国”与“中国化”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螺旋式上升，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辉煌中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作者顾海良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