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调研显示，“双减”政策出台后，家长们的心态各不相同：有开心、有焦虑、有迷茫还有观望。其实可能不少家长并没有想明白，“双减”到底减什么?形式上是为减轻孩子们的学业负担，实际上是要让教育回归本位，让家庭教育回归生活。
“双减”决不是一减了之，也不代表家长可以由此“躺平”。“双减”后，家庭教育有些地方需做“减法”，有些地方需做“加法”。比如家长在让孩子学会风险管理、提升心理弹性、加强生命教育等方面，就须做“加法”。
从根本上说，这次国家实施“双减”政策，决不是短期策略，而是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是一次教育观念的重大变革。教育的“底层逻辑”也将发生根本变化，就大逻辑而言：学校教育必须回归“育人”而不是“育分”的本位;就小逻辑而言：家庭教育必须转变观念，破除内卷。因此，家长需认清形势，树立起长期主义的价值取向。
中国家长为什么难以克服内心的焦虑?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特别容易有教育焦虑?细加分析，可能有社会、心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中国家庭中的儿童与西方家庭中的儿童之“自我”类型有差别。前者为“依赖性自我”，即我们的孩子虽观念上希望独立，但生活仍较多地依赖父母，特别是母亲与孩子的关系过于紧密导致母亲更容易焦虑;后者属“独立性自我”，西方家长比较注重从小培养孩子自我的独立性。
大多数中国家长具有“名校情结”。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执念，相信孩子只有考上好大学，未来的工作、生活才会一片坦途。其实，任何一项投资都有风险，教育也是一道充满风险的美丽风景，孩子未来的发展充满无限可能性，家长的观念和选择要更有理性。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缺乏宏观和长远规划。不少家长往往是“间歇性地关注孩子”，孩子有问题时就多关注一些，没有明显的问题时便关注得少，对孩子的发展缺乏长远的眼光。不少父母对于自己在孩子教育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得够不够等问题心里没有底，因此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走向就缺少了一份确信，不确信就容易带来焦虑。
家长受到自身经历和认知的限制。不少“70后”“80后”的父母是通过个人奋斗考进大学、改变命运的，他们内心期待孩子也能“复制”自己当年的高考和奋斗经历。其实，如今孩子的成长环境已发生很大改变，物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很多孩子不愿再完全复制父母所走过的道路。
对未来社会的变化逻辑看不清楚，也导致不少家长产生观望和迷茫的心理。焦虑往往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预期的无力把握感。社会在速变，孩子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成人前面，若家长的认知仍停留在自己年轻时代的“观念地图”内，不再学习和接受认知之外的新事物，就会跟不上孩子成长的步伐甚至成为他们发展的阻碍。
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下培养孩子的确定性能力?
当今的时代特点是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时代环境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充满机会也充满风险与矛盾。新时代中国亲子关系，呈现为一种“双螺旋”式家庭结构关系，即亲子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为此，家长必须不断学习提高，才能与孩子共同成长，也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帮助孩子具备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家长须重构自己的知识观、学习观。AI时代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考进大学时选的热门专业，也许等到大学毕业时，就已遭到所谓的“AI失业”。社会迈入快速变化时代，知识更新、技术迭代，10年后不少工作很可能会被机器所取代。因此，在知识大迁移时代，家长应着力培养孩子的“确定性能力”以对抗不确定的未来。比如培养孩子的理性认知、社交商、“填坑力”(即克服人生成长过程中各种困难的能力)以及对知识的整合、迁移及运用能力等。
家长须去除“精英教育认知偏差”。如今不少家长已能接受自家孩子未来成为普通人，但决不能接受孩子读不了普通高中、不能升入大学。因为被这样的恐惧和焦虑所裹挟，许多家长特别在乎孩子的考试成绩，给孩子太大压力。与发达国家教育对比，我们是中学注重分数、大学则注重绩点，导致学生学得太窄、太功利;标准化试题导致思维过于绝对;“精英教育认知偏差”导致把一时的成败得失看得太重。
评判孩子的标准不妨更多元。现在的家长普遍给孩子每一个阶段的成长目标都设立了很高的标准，将生育、养育、教育视作改变家庭或孩子命运的投资，但是没有看到教育投资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家长在评判孩子成长的标准上，不妨更多元一些、包容度更大一点。未来社会，“A型”(绩点全A、分数全优)学生可能将过时，而“X型”人才(交叉型人才)、“π型”知识结构人才(开放、多向度的创新人才)会更受欢迎。
培养孩子的个人生涯规划理念。“双减”后，孩子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应让孩子投身能增长见识的生活以及拓展想象力、创造力的活动中;应让孩子更多接触社会，扩大视野，参加公益活动。不仅要让孩子去西方国家“看”，而且要让孩子到广大西部“走”，让孩子从选择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潜能，从而培养他们对个人选择负责的能力，提升他们规划未来个人发展生涯的意识和能力。
家庭、学校、社会如何做到有效配合?
“双减”是一场教育观念和认识的纠偏，要让教育回归本位和育人初衷，需要家校社的有效和全力配合。
厘清家校之间的责任边界。让家长帮老师批改作业，是学校教育的“缺位”;班主任给学生调换座位，有家长要求必须征得自己同意，是家庭的“越位”;资本裹挟下培育机构疯狂扩张，是“影子教育”造成的社会“错位”。
走出教育内卷的“囚徒困境”。人生是马拉松，不是短跑比赛，不应该用竞争思维去对待人生，否则内卷和“剧场效应”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全民焦虑、教育失衡、人才畸形的三输结局。
家校社需要长期协同发力。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家庭学校应协同配合;减轻校外培训负担、规范治理校外培训，主要靠政府推动;而要解决教育上的“脑体差异”“共同富裕”难题，则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长期努力、共同治理、协同发力。
“双减”背景下，家长需要认清自己角色，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滋养亲情，切忌“隐性失陪”(在孩子身边但心不在焉)。亲子沟通具有累积效应。父母始终应该与孩子保持良性互动，坚持成为与他们并肩而行的朋友。家长应提高亲子陪伴的质量，必须学会“在位陪伴”，而不是“在场陪伴”。
加强儿童的边界意识与“三规”训练。帮助孩子努力做到：在家里懂规矩、在学校守规章、在社会遵规则。
助力孩子增强心理弹性和韧性。家长不要过于纠结于孩子的分数，应更多注重培养孩子的抗逆力、心理弹性和韧性，这才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素质。
AI时代，帮助孩子掌握方法比掌握知识本身更重要。
倡导有效学习，激发孩子内在动力。没有目的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而学，考试就会变成一种沉重负担，最后导致“习得性无助”的厌学情绪。
学会构建知识体系，提升孩子的学习力。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信息和知识变得更加容易。而大量碎片化的知识，如果不经过加工，只是一股脑儿地学习，只会加重大脑负担，应让孩子学会对信息知识的整合、迁移与融合能力。
“人脑”不要与“电脑”竞争，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学习机器。应引导孩子从“背诵记忆式”学习模式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学会与适应研究创新式学习。在高技术时代，更需要高情感平衡，才能让孩子有真正健康全面的发展。
(作者杨雄系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