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学习、生活了多少年，我就在日本逛了多少年的书店。有时候逛得久了，还是能觉察出来日本书店和中国书店许多不同的地方，但要说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个人的意见是，日本书店不太容易见到所谓的“经典”，或者说“名著”。
中国的书店里，经典从来都是主角，从文学经典说起，我们总能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几家出版大社反反复复以各种版式推出的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等名家作品;至于社科经典，柏拉图、卢梭、费孝通等前贤的作品也总会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还是更信赖“经典”，因为我们相信经典总会给我们更多的教益，就好像绝大多数家长领着孩子进入书店，想要找的书，首先是世界名著。家长们自己未必能判断哪本书适合孩子读，但只要封面印有“世界名著”的字样，总归错不到哪里去。
而在日本的书店里，稍显麻烦的一点在于，这样的“经典”读物往往不太多。与中国大异其趣的是，日本人热衷的是活着的人写的书。在日本书店里，文学类最容易见到的是一些当代日本作家的小说和散文，社科类则主要是当代日本学者所写的小书，往往围绕一个主题。就像这两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介绍“传染病小史”“西班牙大流感”“病毒”“人类疫苗史”的书一下子涌现出不少。经典固然是经典，但今天的日本人似乎已经不太有心力去啃读那样的经典了。相反，一些学有余力的学者，以短小精悍的方式，让人们在一次火车长途旅行的时间里，就能对一个社会议题有一些大致的了解，似乎才是今天日本人阅读的主流。在今天的日本，最能把握这种社会动态的是一个叫池上彰的媒体人。社会上有什么热点议题，过不了三个月，就会有一本池上彰给你进行详悉解说的小书出来。换句话来说，康德永远没什么人读，但解读康德的小书，却可以卖得不错，甚至，我还见过一本漫画书，是专门讲康德哲学的。
两个国家的阅读模式，其实各有优劣。中国的经典出得多，其实也就意味着经典出得太滥。这些年大家极力声讨一些假冒伪劣的译本，大概也是因为这类经典读物既无版权的约束，又有大量孩子要按着“指定书单”去买单，实在是一本万利的事，滥竽充数者也就多了起来。与之相反，日本的经典读物基本只由岩波、中央公论等几家很有威望的知名出版社操刀，请一流的学者译定以后，很少再有竞争者，某种意义上也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但这类经典逐渐淡出日本人的阅读视野后，我总还是有一种“买椟还珠”的遗憾感，译得再好，读者不多，又有多少意义呢?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原创性的大经大典乏人问津，依附于其上的小书却大行其道，我总觉得很难说是一种特别健康的阅读生态。
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当下的中国还非常难得地保留着一种尊崇“经典”的心态。说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的课本里都还保留了那么多要求“背诵全文”的篇章。背诵经典，从来都是我们语文教育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在日本，这个和我们的文明传统最接近的国度，背诵越来越失去了市场。日本人过去也有对所谓“美文”或者“范文”的讲究，但今天更多的日本人会觉得，美文美矣，欣赏一下足矣，背诵则大可不必。汉字行文的独有魅力，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对“文”的追求，可能都是导致我们至今仍注重背诵的因素，但从心理的因素来说，这种对经典的尊崇恐怕也不可忽视。
我们当然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问题，譬如，囫囵吞枣读经典的太多，没有什么好的导读类图书也是不可忽视的顽疾，被粗制滥造毁掉的经典也不少，但是，有时候，我在中国的书店里看着从天头到地脚，排得满满的一架又一架经典读物，以及在其中逡巡的小孩子，总觉得，保护这样的阅读风景实在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刘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