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怀“国之大者”，解决“卡脖子”问题，攻克重水生产技术难关，为新中国核工业的起步作出重要贡献。
他，学以致用，深耕精馏技术，研究成果应用于数以千计的工业精馏塔，助推我国石化工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他，潜心学术，言传身教，用每一天的努力和辉煌的业绩诠释家国情怀，激励学子为强国读书。
他是我国精馏分离学科创始人、现代工业精馏技术的先行者、化工分离工程科学的开拓者，天津大学教授余国琮院士。
4月6日12时，余国琮先生在天津逝世，享年100岁。
4月8日上午9时许，在天津市第一殡仪馆滨河厅，余国琮先生静静躺在鲜花丛中，面容安详。吊唁大厅摆满了花圈。前来送别的人们轻轻走过他的身旁，鞠躬作别。没有讲话，没有悲歌，一如先生生前要求，一切从简，只有对他的崇敬与缅怀。
一定要为国家争一口气
4月6日下午，天津大学教授、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袁希钢，为恩师最后一次扎上了领带，“先生很低调，浮华的事情不参与，不挂名，只醉心学术，每次见面、打电话的话题只关乎三件事：传质学理论与方法归纳总结的进展，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后辈学子的成长”。在学生心目中，余国琮是一棵大树，扎根泥土，直指苍穹，荫蔽大地。
余国琮80岁仍然在承担教育部教改项目，85岁依然站着给本科生讲课，90岁指导博士生科研，97岁伏案撰写理论书籍，百岁依然坐在书桌前归纳、凝练技术发展中的科学问题。
“家国情怀是每个天大学生的入学必修课，余先生为争一口气，为国造重水的事迹，是家国情怀的最好诠释，是我们身边的榜样。”袁希钢1982年入校时，就把余国琮作为自己的榜样。余国琮的一生，是一本厚重的书。
1922年，余国琮出生于广州西关，1938年日寇侵占广州，14个月的狂轰滥炸，让16岁的余国琮目睹了家园从繁华到满目疮痍，切身之痛让他坚定地选择了科学救国这条路。
1945年余国琮赴美留学，只争朝夕，两年内拿下硕士、博士学位。1947年他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从事化工热力学及蒸馏理论研究，被美国多个荣誉学术组织吸纳为会员，被列入1950年的美国科学家名录。那时，摆在余国琮面前的是一条学术坦途。但学成报国是他一切努力的动因，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1950年8月，余国琮毅然放弃了优裕的生活，以赴香港探亲为名避开封锁，返回祖国。
袁希钢谈及余国琮的往事：“余先生和他的导师，著名化工学家库尔教授感情深厚，库尔教授把家里的钥匙都给了他，对他一再挽留，而余先生只有一句——‘我的国家很需要我，我不能推脱这个责任’。”
“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成回国，报效国家。余先生的经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天大学子。”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巩金龙追忆着余国琮的事迹，“科技报国是老一辈科学家的使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这一辈科技工作者的必答题。”
1950年10月1日，余国琮和几十名归国学者应邀参加了国庆大典。“余先生总跟学生提起这段经历，‘我们被安排在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观看国庆阅兵和游行，这是祖国给予归国学者们的崇高荣誉’。先生此后的每一天都用努力回报祖国这份礼遇，心怀‘国之大者’，攻关国家‘急需’，百岁高龄仍伏案工作总结工程科学问题。”天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马新宾最佩服余国琮开拓科研方向的战略眼光。
20世纪50年代，我国尚不掌握重水的工业生产技术。余国琮知道重水在尖端科技中的重要作用，也深知这样的核心科技是求不来的，只能靠自己研发。1959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天津大学视察，特地参观了余国琮分离重水的实验室。他握着余国琮的手说：“我听说你们在重水研究方面很有成绩，我等着你们的消息。现在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的反应堆运作。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不能使我们这个反应堆停下来!”
为“争一口气”，余国琮带领科研团队，为提取纯度达99.9%的重水提供了关键技术。首次提出了浓缩重水的“两塔法”。该技术作为我国迄今唯一的重水自主生产技术被延用至今，为实现我国重水的完全自给，为新中国核技术起步和“两弹一星”的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战略科学家
20世纪50年代，我国炼油工业刚刚起步，精馏技术是其中关键。90%以上的工业原料都要经过精馏这一加工过程，其能耗占生产过程总能耗的比重高达40%至70%。余国琮敏锐发现这一产业的重大需求，开始进行化工精馏技术领域的科研攻关，并带领学生在教研室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塔板实验装置。此后，余国琮发现并提出精馏工艺和设备一体化这一重大工程科学命题，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大型精馏塔流体力学理论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他以三十岁出头的年龄被评为二级教授。到了60年代，天津大学选出了十八位年轻有为的教授，他又成为天津大学著名的“十八罗汉”。
余国琮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指导的团队迅速实现了精馏技术的产业化，创造了为企业服务的从研究到试车生产“一条龙”模式，先后改造或新建的工业精馏塔已过万，直接带动了我国石化、轻工、环保等行业精馏分离技术的进步。目前，石化工业全行业80%以上的精馏塔均采用了该项新技术;在炼油常减压精馏领域，解决了我国千万吨炼油中超大型精馏塔的设计问题，国内技术市场覆盖率达90%;在空气产品分离这一重要领域技术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以上，完全取代了国外技术。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赵金铎最感念余国琮传递给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信心。“余先生总是鼓励我们，‘二战后，美国的化学工业发展较快，但中国在基础研究的多个领域仍有机会，应该有信心迎头赶上’。经他改造的进口蒸馏设施，炼油过程中石油产品拔出率能提高1至2个百分点，仅这一项就可为企业每年增加数千万元效益。”余国琮在现代精馏技术领域的深耕，不仅使我国化工分离技术实现了更新换代，还让我国在精馏技术领域跨入了国际先进国家行列，他以科学家的战略眼光守护着“国之大者”。
痴迷精馏的“大树”长青
什么是一流大学，余国琮的回答铿锵：中国的一流大学必须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只有通过科研成果、人才培养，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才能成为一流大学。
余国琮用每一天的努力书写生命，引领后辈。他认为，创新要打破原有理论框架桎梏，引入结合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和研究成果。晚年，他又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化工计算传质学理论，在技术发展中提炼科学问题，总结科学规律，这项研究从根本上解决了现有精馏过程工业设计中对经验的依赖，让化工过程设计从一门技术走向科学。他的《化工计算传质学导论》专著一经出版就受到业界广泛关注，成为化工领域的畅销书，并于2017年再版，这两年余国琮在为第三版做修订工作。
“有课的日子，我都会凌晨4点起床，一遍遍审视讲课内容。即使这门课已经教授很多年、很多遍，我也要充分备课，精益求精，就像精馏提纯的过程。而这份郑重来自先生的言传身教。”袁希钢至今清楚地记得余国琮85岁那年，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一堂课大约要持续3个小时，学生们怕余国琮身体吃不消，给他搬来一把椅子。可余国琮却总是拒绝：“我是一名教师，站着讲课是我的职责。”“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能多讲一些就多讲一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支持、投身、热爱祖国的化工事业，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化工类人才。”
余国琮走了，我们缅怀他为新中国核工业和精馏技术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也铭记他为国争口气的铮铮风骨。他总说：要干世界一流事，做隐姓埋名人。
(本报记者 刘 茜 陈建强 本报通讯员 赵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