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桂娟、袁月明
《吕氏春秋》有云：“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
在洛阳博物馆第一展厅，就有这样一件窃曲纹铜鼎。与一众造型繁复、纹饰华丽的青铜器相比，它看起来也许不够“亮眼”，表面仅有少许线条点缀，一鼎腿上方还有裂痕。
“东周王室衰微，国库不丰，导致鼎壁造得太薄，这才出现裂纹。”每每讲起个中缘由，讲解员言语间难掩唏嘘。
但硕大的器型，仍无声昭示出几分独属于王者的赫赫威仪。
这件窃曲纹铜鼎又被称作“金村大鼎”，来历不凡。它是目前为止国内仅存的三件确认出土于洛阳金村大墓的文物之一。
提起金村，你可能并不熟悉。它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乍看之下不过是中原大地上一个稀松平常的村子。因距离白马寺不远，偶尔有游客途经，或许会匆匆瞥上一眼。
可对于中国考古界而言，“金村”这两个字却意味着一段充斥着悲愤与伤恸的记忆。
“一组在地下深埋千年的东周王陵，在一段兵荒马乱的动荡岁月里，不幸遇上一群野心勃勃的外国文物盗贼，由此引发一场空前的‘文物浩劫’。”日前启动的金村东周王陵考古调查与勘测工作牵头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晓军感叹，“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夜不能寐、扼腕叹息……”
金村有“金”，暴雨冲出东周天子大墓
要说金村名字的由来，上了年纪的村民通常会讲出两个“非官方版本”。
有人说，很久之前有一段时间，村子里但凡翻耕土地或者拆屋盖房，就能时不时挖出金元宝、金罐子、金酒杯之类的物件儿。“村里有‘金’!”这说法一传十、十传百，“金村”的名字便渐渐叫开。
还有人说，这村子是“金銮殿上的村子”，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历史上一直是群雄逐鹿的地界。传说村子下面有条“龙脉”，每到雷雨交加的天气，地底下就会传出一阵又一阵的隆隆声，似金石相击，铿锵作响，“这是‘龙脉’在跳动哩!”
村里还有个古怪的“串井”现象。从地理地貌上看，金村地下水位并不低，打井本该是件很容易的事。可村里长期以来只有3眼老井能稳定供水。若是打上几口新井，有的明明头一天还水源充足，第二天却一下子滴水不剩;而有的原本无水，却能一夜之间被灌满，甚至溢出井口。村民们百思不得其解。
一直到1928年，金村地底下隐藏已久的“秘密”，才被一场暴雨冲开。
夏秋之交，金村遭遇连续数日的滂沱大雨。许是禁不住雨水冲刷，村东头的农田突然下陷，“轰”一声，塌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这是老天爷降下的‘天坑’!”村民们先是惊恐万分，笃信这是预示着厄运和灾难的异象。
也有胆子大的禁不住好奇，便结伙进洞探一探。这一探不要紧，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所有人：淤泥里竟然有状似编钟的东西。
众所周知，“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当地人很快意识到，这被暴雨冲出的“天坑”，其实是一座古墓的入口。从洞口规模估测，墓葬本体肯定不会小。
有村民立刻请来懂行的人“掌掌眼”，认真查看后判断应是“天子墓”，并且断言：“这墓，怕是连成了片啊!”
长期令金村人感到无比神秘的“龙脉”“串井”，这下也有了科学合理的解释。
由于金村一带古墓集中，影响了地下水的分布，而墓道规模庞大，交错纵横，形成了相互连通的水道，所以才会出现井水时有时无的现象。到了雷雨天，水流湍急时，会冲击墓葬里编钟等大量青铜器，使其相互碰撞，万器合奏，同时与雷声形成共振，雄浑悠远，声似巨龙腾挪。
但比起这些，更能吸引金村人注意力的，显然是行家口中那“天子墓”三字。
“天子?那不就是皇帝!嘿，这墓里肯定有不少值钱的东西!”一时间，村民们奔走相告：快去看呀，咱村底下埋了皇帝，陪葬遍地青铜器，随便一件就能换回一头毛驴!
不知谁起的头，老百姓们便开始你一锹、我一铲，争先恐后地在“天坑”里“挖宝”，哄抢墓中文物。很快，原本平整的庄稼地被挖得面目全非。
也许恰恰映照了村民们起初看到“天坑”时对未来厄运的惊惧，他们一定没有想到，这个暴雨偶然冲出的大坑，恰似“潘多拉魔盒”，开启了我国考古史上一场难以言喻的噩梦。
惨遭盗掘，国宝流散成中国考古之殇
《国语·周语》韦昭注：“狄(翟)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水经注》中亦有记载：“翟泉在洛阳东北，周之墓地。”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建都洛阳，史称“东周”，其25代王均葬于洛阳附近，分为周山、王城、金村三个陵区。
1928年暴雨冲出的“天子墓”，正是东周王陵!
可珍宝现于乱世，注定命途多舛。
金村大墓惊现之际，正值风雨飘摇、时局动荡的20世纪初，国家积贫积弱已久，民生凋敝，根本无心也没有能力对大墓及其出土文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护、发掘乃至学术研究工作。
更何况，当时在洛阳周边地区，违法盗墓和走私倒卖文物活动一度猖獗，甚至到了公开化的程度。在老百姓们眼中，那不过是一门讨生活的“小生意”罢了。
经由文物贩子之手，一批批精美的东周时期文物开始从金村流向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洛阳金村有天子大墓!”消息越传越广。
这下，十里八乡的盗墓贼、古董奸商、文物掮客等，都如秃鹫闻到了腐肉般蜂拥而至，企图占领先机，生怕少得一点好处。
而那些自19世纪末就开始在中国搜刮、盗取大批文物及艺术品的西方列强及其代理人，更是对金村文物垂涎欲滴。
他们或直接出面，或间接指挥，或是对当地村民威逼利诱，或是与更为专业的盗墓团伙沆瀣一气，总之，想方设法将文物据为己有，再绕过出口监管，悉数流转到国外。
这其中的“佼佼者”，要数加拿大人怀履光。
1910年，怀履光作为“传教士”来到河南开封，除了传教，他还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间或开展一些社会救济工作。
可这个平日里看起来敦厚可靠、乐于助人的洋面孔，私下里的一大爱好却是收藏各种中国文物。以至于1925年起，怀履光有了个新身份——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地区文物收购代理人。
正是经他之手，相当一部分金村文物最终被运往加拿大，再难寻回。
从1928年到1932年，原本平静的金村，遭到旷日持久的疯狂盗掘。
除了最先被暴雨冲出的大墓，另有7座东周天子墓及3座车马坑被相继发现，并被洗劫一空。数以千计的金银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被运出金村，并且几乎全部流失到海外。
这是近代以来我国被盗掘规模最大、文物等级最高、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数十个城市，都发现了疑似金村文物。
“金村东周王陵出土的文物代表着东周时期最高等级的审美和工艺，数量之多、纹饰之华美、形制之独特，堪称绝无仅有，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考古学信息。”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研究室主任严辉说。
出土的文物和遗存，是研究相应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面貌乃至科技水平的重要实证材料。
由于大批金村文物流失并且8座东周王陵被盗掘者严重破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考古学界在东周时期的都城研究、陵寝制度研究等诸多领域都存在缺环，至今难以系统完善。
“可以说，损失之惨重，不亚于敦煌莫高窟文物流失事件。”赵晓军说，“这不仅是考古之痛，更是文化之殇。”
“金村”这两个字，由此成为无数中国考古学者心中“不能承受之重”。
讽刺的是，怀履光却在1934年回到加拿大后，摇身一变，成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主任，并兼任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学系主任。
一直到今天，仍有人痛心疾首于那场“不识眼色”的天降暴雨：“哪怕再晚个20年，咱们都能把金村大墓的文物保护好!”
盼归来兮，几番寻找奈何认定无据
金村文物究竟有多惊艳?
现在的我们只能从加拿大人怀履光所著《洛阳故城古墓考》及日本人梅原末治所编《洛阳金村古墓聚英》这两本书中收录的资料照片，一窥其绝代风华。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劫掠、不正当贸易等原因，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同样触目惊心：在40余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0余万件，而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更多，约为馆藏数量的10倍。
金村的遭遇，不过是我国近代众多文物非法流失事件中，最令人痛心的那帧缩影。
“金村文物如今究竟藏身何处?发现疑似金村文物后，如何确认其身份?这是首先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徐坚告诉记者，当年，洛阳金村因盗掘而名噪一时，以至于一些并非出自金村的器物甚至仿制品，也会被文物贩子贴上“金村”标签，以期卖出更高的价格。“换句话说，仅从风格上判断，目前海外各博物馆的‘金村收藏’是一个杂拼，需要反复推敲、多重论证，才能识别出真正的东周天子宝藏。”
徐坚与金村的“初见”，要追溯到20多年前。
一次，还在读研究生的徐坚看到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战国玉舞人佩饰，“惊叹于这件传说出自金村的玉器的精美程度，代表了令人膜拜的艺术成就。”
一晃来到2008年春天，在法国巴黎进行中国文物收藏调查的徐坚，有机会近距离观摩了一部分金村相关藏品、档案及拍卖图录等，由此开始他对海外收藏金村遗物的系统整理与研究。
“先从全面收集疑似为金村遗物的器物开始，再到思考和确认究竟什么是‘金村’。”徐坚说。
“寻找金村”的过程中，最让徐坚印象深刻的经历，发生在2018年初。
“在一次针对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短暂访问中，由于馆方的特别关照，我获得了罕见的可以独自、自由出入库房的特权，连续一周近距离观察和记录那些精美的金村器物。”徐坚回忆道，相隔近百年，跨越千万里，“一边翻看怀履光《洛阳故城古墓考》，一边按图索‘物’，仿佛能感受到两千多年前看着同一件物品的人们的呼吸和心跳。”
几年来，徐坚及设在上海大学的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团队寻访了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地的多座博物馆，也锁定了一批疑似金村文物，“但苦于国内的相关田野考古材料着实匮乏，对金村文物身份的甄别认定缺乏考古学意义上的标准，依据不足。”徐坚说。
冥冥之中，机缘已至。正苦恼于缺乏“金村标准”的徐坚及其团队，遇到了常年关注金村东周王陵及其出土文物的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二者一拍即合，开始围绕金村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合作。
“通过对金村的回访式研究，找到尚未被认出的金村文物，同时剔除非金村的文物。”徐坚介绍，“在甄别的基础上，我们还通过三维扫描等技术手段，对金村器物逐件建立档案，计划建成世界上第一个金村器物群综合数据库。”
“这些详尽的影像数据资料，未来将可用于洛阳金村的公共展示和复原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现金村文物的‘数字回归’。”赵晓军说。
“这也是在国际考古学界收回金村研究的话语权，实现洛阳金村的‘学术回归’。”徐坚说。
厚积薄发，金村考古启动期待更多惊喜
故事要从一张藏了半个世纪的考古勘测图讲起。
20世纪30年代初，金村大墓被彻底挖空，呼啸而来的盗掘者们又呼啸而去，留下一地鸡毛。
随着时间流逝，轰动一时的金村天子墓也被重新长出的庄稼覆盖，不见踪迹。
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汉魏城队在豫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时，钻探出一座长19米、宽14米、深12米的大墓，墓道长达60米，周围还有大小墓葬、车马坑等。
考古工作者们在震惊之余也大胆猜测：“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金村东周天子墓?”
根据文献记载，东周的都城实际上是“一都二城”，分为“王城”和“成周城”。春秋时期，都城即王城，春秋末期争夺王位的“王子朝之乱”爆发，周敬王为避乱而“出居狄泉”，在狄泉附近营建新的都城成周城。
更重要的是，东周成周城被后世的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王朝所沿袭，即汉魏洛阳故城。
哪怕仅从位置关系上判断，大墓所在处，也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东周王陵区。
为了掌握更多情况，考古人员决定对整个周边区域进行钻探调查。
“其实当时就已经形成了一张详细的钻探图，但考虑到保护墓葬及文物安全，防止再次发生盗扰，那张图就成了我们所有人‘不能说的秘密’。一直到今天，钻探资料仍未公开发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洛阳汉魏城队队长刘涛说。
许是文物流失的记忆太过惨痛，面对金村，一众考古工作者们只是远观，默默守护，不忍打扰。
“但由于缺乏田野考古工作，我们对于金村东周王陵确实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也在客观上严重制约了相关考古学研究及文物保护工作的推进。”严辉说。
又几十年过去，到了2007年，为了解金村东周王陵区文化遗存的整体面貌，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启动了一次小规模考古调查勘探。
“但由于种种原因限制，围绕金村大墓进行深入、全面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的时机仍未成熟，因此我们也一直没有开展工作。”赵晓军说。
经过多年的酝酿与周密的准备，2022年1月下旬，洛阳金村东周王陵项目再次启动。
时隔90余年，考古工作者们终于可以通过科学精密的考古手段，厘清洛阳金村东周王陵区文化遗存基本情况，从而重新认识失落的金村。
据了解，此次洛阳金村东周王陵考古调查与勘测工作由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上海大学、洛阳市汉魏故城遗址管理处、洛阳市文物勘探中心等多个单位合作进行，初步计划分考古调查与勘探、考古试掘、考古学研究及保护规划的制定三阶段进行，共历时5年完成。
“原则上以精细的勘探结合现代物探技术替代考古发掘，以全面了解金村王陵、陵园、附属墓葬、车马坑等为重点，但不涉及对东周陵寝的发掘。”严辉说。
这样一来，我国古代陵墓转型和传承来源、东周成周城结构布局以及都城性质等重大问题的研究，都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制度转型期，也是我国古代陵墓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赵晓军表示，迄今为止，虽然国内已发现多处东周诸侯墓，但最高等级的东周天子墓却一直没有完整发现，“本次工作将有助于弥补上述缺环。”
与此同时，徐坚及其团队期盼已久的“金村标准”，也将有田野考古的实证材料可循。
“通过开展金村考古，可以帮助确定金村出土文物的标尺，这也是了解金村文物保护状况、避免相关遗存再次被盗的实际措施。”赵晓军说。
历史已成过往，但回望金村，往事并不如烟。每每忆起，那回响仍旧掷地有声。
关于未来，考古工作者们不会止步于田野工作，他们想完成的“使命”还有更多：金村考古数字化平台及信息库的建立、金村东周王陵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开发利用等等，相关工作都已提上日程。
临近春节，纷扬的雪花落满金村。
站在田埂上，眼前尽是被雪覆盖的平静的麦田，“金村将带来多少惊喜?田野知道答案。”赵晓军说着，眼神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