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年以来，商周青铜器备受关注。继上海博物馆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让国博所藏大盂鼎与上博所藏大克鼎联袂亮相，引发广泛关注后，眼下，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这几个大展不约而同聚焦商周时期最具特色的青铜文化风貌。
商周青铜器素有“国之重器”之称。它们中的不少的确有着惊人的体量，例如子龙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和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重201.5公斤)三鼎，但这毕竟浮于表面。商周青铜器之“重”，更在于极为丰富而厚重的历史积淀，有着从本质上体现其作为国之瑰宝的重要特征。
最能体现商周青铜器内在价值的，当属其中丰富铭文包含的文献信息
其实，单凭一尊毛公鼎就足以破除有关重器之“重”的迷思。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它与大盂鼎、大克鼎并称为“海内三宝”，但与盂、克二鼎相比，毛公鼎“仅”重34.7公斤，高53.8厘米，口径47厘米，在重量方面就比前两者足足少了一位数字。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毛公鼎却占有一项三鼎之最，那就是字数。据统计，三鼎内壁所刻铭文分别是497(毛公鼎)、291(大盂鼎)和290(大克鼎)字(引自杜迺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毛公鼎铭文字数不但冠绝所有商周青铜鼎，而且也是中国所有已知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按照杜迺松的说法，毛公鼎铭文数量“实可相当《尚书》一篇”。而盂、克二鼎虽不能在青铜器中占据次席(现存字数第二多的，是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散氏盘)，但在现存铜鼎中却能紧随毛公鼎之后，分列二三(因为铭刻四百余字的周康王时器小盂鼎，四百十字的周共王时器曶鼎，都已于清末亡佚，仅铭文拓片存世)。
除了铭文字数之外，这些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同样体现了它们不凡的分量。按照原器所铸时间来看，大盂鼎最早，为周康王时器。记载了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康王先是赞美文、武先王，然后总结了商代覆亡的经验教训，告诫盂要引以为鉴，不能沉湎于饮酒取乐。这部分铭文内容恰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吻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次，又授予盂掌管兵戎、民事的权力，辅佐周王管理天下。最后还赐予了他代表权威的鬯酒、命服、车马等等，以及各类奴隶1726人，其中既有夷人的头领十三，也有夷众上千。
而大克鼎年代次之，为周孝王时器。讲述了贵族克继承先祖师华夫的官职，并被周王授予“膳夫”之职，获得诸多田地人口的事情。孝王首先赞扬克的祖先侍奉恭王，因而提拔克为王臣，负责传达王命的要职。接着重申了对膳夫克的任命，详细记录了对他的赏赐，包括礼服、土地和奴隶等等。最后是克叩跪感谢，铸鼎以纪念其先祖师华夫。
三鼎中的毛公鼎相对最晚，为周宣王时器。它记录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改变西周后期的种种弊政和不利局面，策命重臣毛公，监督各种政令的发布和实施。希望在毛公的忠心辅佐下，使国家免于衰颓的境地。最后为了体现对毛公的尊重，宣王还赐给他极为丰厚的赏赐，包括各种宝物和贵重的车马器。而毛公为了回谢周王，特意铸鼎记录此事。
三鼎铭文的时间跨度恰好分属西周的早、中、晚三个阶段，从中我们甚至可以对西周的历史进程形成一些粗浅的认识。上古商周时代留下的文献非常有限，除了《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屈指可数的传世(或早期出土)文献外，就只有同样数量有限，且散落于诸子百家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了。那么，铭刻在商周青铜器上金文文献，就自然要担负起全面勾勒商周社会原貌的重任。而这才是商周青铜器之为国之重器的根本原因。
青铜器上的铭文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有限的传世先秦文献之外，复原西周史事，并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正如李学勤在《青铜器与古代史》中所言，“武王时利簋铭文记牧野之战……何尊述兴建成周……厉王时多友鼎记对猃狁战争;……此外，如卫盉、卫鼎、散氏盘等记土地转让，鲁方彝、兮甲盘等记商贾贸易，曶鼎、训匜等记法律诉讼，这些不过是西周重要青铜器中的几个例子，其对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的重要已可见一斑。”
那么，显而易见，最能体现这些中国商周青铜器所蕴含内在价值的，当属其中丰富铭文所包含的文献信息，以及由其独一无二体量、形制所体现的历史见证感。
青铜器物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文明”，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上古时代的审美旨趣
商周青铜器本身同样散发出的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
谈到商周青铜器的艺术审美，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孔子。他在《论语·八佾》中就表达了对周人文化的赞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所说的“文”，一部分说的是礼仪制度，另一部分则是由这些青铜器物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文明”。正是这些“文化遗迹”不但为我们拼贴上古剪影提供了可能，也让我们有机会一睹上古时代的审美旨趣。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孔子所推崇的周代“文、物”其实也是从之前的“二代”逐步发展而来的。青铜文明在西周所走向的巅峰，离不开前人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积淀。那么要梳理其中的传承关系，我们大体可以从青铜铭文、器形和纹饰这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铭文出现了小盂鼎(周穆王时器，400余字)、曶鼎(周共王时器，434字)、毛公鼎(周宣王时器，497字)这样超过四百字的案例，但这并非一日而成。如孔子所言，西周青铜器铭文字数增长的趋势也可追溯到商代。商代固有甲骨卜祝习俗，但从商末遗存的铜器来看，既有如国博所展出“子龙鼎”一样铭刻族徽的范例，也不乏铭刻数十字“长篇”的范本。
比如，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小臣余犀尊，铭有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卣，盖、器铭共计47字。另有故宫博物院所藏二祀邲其卣铭39字，四祀邲其卣铭42字，六祀邲其卣铭27字。虽然商末铜器铭文通常都只围绕祭祀事件本身，并不作进一步展开，但都可以算作西周长铭文青铜器的先声。而周人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器内铭文华丽、繁富的风格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其次，器形上讲，周代青铜器继承商代，但其中出现的新的组合变化，则反映了商周人群在观念上的差异。商代青铜器按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三个时期，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殷墟所见铜器，在二里岗时期基本都已现身，其中既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烹煮器鼎、鬲、甗和食器簋、豆，也有觚、爵、尊、卣等酒器、盛水器，以及兵器、工具等等。到了殷墟时期，除了出现了方彝等新型酒器，在其他器物中，圆鼎、方鼎都出现了胎壁变厚的情况，国博所藏子龙鼎、后母戊鼎是其中的代表。
西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器物类型，数量增长的同时，种类有所变化。具体来说，从周初开始烹煮器和食器主要是鼎、簋、鬲、甗，尤其是鼎和簋作为固定礼器组合出现的频率有所提高。这也是这两类器型通常作为铭文载体而为我们所常见的原因。商代流行的豆渐少，但出现了新型的簠，乐器则出现了钟。另外酒器方面，觚、爵、尊、卣等器物类型在周代基本保持不变，但数量已经较商代大幅减少了。其原因大概如《尚书·酒诰》所言，“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周王为了避免重蹈商末贵族酗酒荒政的覆辙，不但发文强调禁酒，还在大盂鼎等器的铭文中屡屡提及，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而且，随着西周中期向后期的发展，当年一度流行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酒器竟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型酒器方面只有壶保留了下来，使后人对商末景象不禁产生无限的怀想。
第三，从纹饰上看，商周之间同样存在继承关系。商代广为流行的饕餮纹、夔纹和鸟纹等主要纹饰基本都延续到了西周早期(只是细节上而言，鼎、卣等器物上的扉棱较先前更高、也更显著)，这造成了两者之间较难区分的情况。幸运的是，大多数时候，周代青铜器内的铭文通常起到了断代的作用。
不过，两者之间同中有异，变化也在悄然间发生。西周青铜器足逐渐改变了商代粗壮的柱足、扁足样式，朝着模仿动物足部的蹄足方向发展。而鼎、鬲、甗等容器的腹部深度和前代相比也变得较浅，器壁也变得愈薄，不如之前厚重。
到西周中期开始，纹饰方面的变化则变得更为显著。首先，纹饰由繁复变得简约，饕餮纹等特征鲜明的动物形象淡化。一个原因可能是，周代制作者对前代生动而具象的鸟、兽动物开始变得陌生，在追求仪式化的过程中，变得神似而非形似。其次，基于同样的道理，用于装饰的细密雷纹等地纹也被省略，到更晚的时代基本不用。此处的变化则与大量铭文的出现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复杂的地纹可能会对铭刻文字造成影响。其三，则是西周窃曲纹、重环纹等简单而重复的纹饰，在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中大量出现。它们或简化自夔龙纹，或取自龟壳鳞甲，用于器物表面装饰填充。按照李学勤的说法，这种变化“可能是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的一种表现”。从总体上讲，也基本符合装饰纹样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
这些无与伦比的国之重器，奠定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和底气
商周时代留下如此众多的青铜重器，既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了解，也让后人有机会一睹蕴含于器物之中的上古风韵。从这些古物中，我们得以理解“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得以体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但窥见了商代文明的厚重、象形，也读出了周代文化的文质彬彬。
从商人酒宴上“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的琳琅满目，到周人对“殷鉴”的屡屡反思，从青铜纹饰豪华到质朴的变迁，我们得以绘制出一幅商周交替的动态景象。从周初克商，到中期为南(铜)北(马)交征，再到西周末期的铜料不贡、重器难觅，我们从青铜铭文中勾勒出一段传世典籍之外的商周信史。而这些都离不开前辈学者对那些国之重器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而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一代的文物研究者通过打破地域、时间和收藏序列的最新的文物研究和展出，也将从更多维度呈现商周青铜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比如，上海博物馆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正推出名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的全新展览。在该展览中，禹鼎和噩侯驭方鼎一同现身，讲述了这个西周古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千古恩怨，也见证了西周王朝从鼎盛走向风雨飘摇的唏嘘之路。
《汉书·郊祀志》提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青铜器作为无可替代的古代遗存，既是上古中国的真实见证，也为我们穿越三千年的历史探索旅程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坐标和导航。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这些无与伦比的国之重器，赋予了我们“郁郁乎文哉”的古典气质，让我们不至于迷失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想象之中，奠定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和底气。
(作者顾雯 张经纬分别为上海博物馆馆员;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