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等教育是教育提质扩容工程的重要部分。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教育目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那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如何本着“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精神，实现对“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势在必行。
解开高等教育公平与质量问题的钥匙
教育普及化需要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已经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阶段，但与《纲要》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60%”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日前，在“文明交流互鉴：高等教育的国际对话——‘民大七十载’”国际会议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就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发表了看法。针对现在人民群众享受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等问题，他认为，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要注重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促进公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高等教育需求。实际上，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是为了使更多人能公平地行使受教育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接受一模一样的高等教育，而是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接受适合自身全面发展的、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等教育。
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那么，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蕴到底是什么？钟秉林教授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从宏观角度看，必须引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助力和引擎；从中观角度看，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建成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从微观角度看，要实现学习者个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可见，高质量高等教育肩负着社会发展、教育发展、人的发展等多元现实任务。在钟秉林教授看来，只有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高等教育结构体系、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治理等多方面入手，高质量高等教育才可能达成目标。
高等教育普及化解决公平问题、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解决质量问题，教育公平与质量问题的解决不断促使教育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可见，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是解开高等教育公平与质量问题的钥匙，需要各高校交流互鉴、共同探索。
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当今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需关注国际高等教育变化，才能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当今世界的国际高等教育到底在发生哪些变化？在此次论坛上，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通过回顾我国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的发展历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报告，报告展望了2050年及以后的教育远景，并提出了赋予教育以国际化的职责、承认世界的多元性和不同世界共存等七大教育宣言。面对国际化为教育多样化带来的机遇，刘海峰教授认为，要构筑人的职业生活和终身学习发展基础，关注普及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注重高等教育开放性、联通性和国际化，就应在原有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谋划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加开放、更重生态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
“国际化需要两栖思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指出，两栖思维意味着理解、承认和尊重两种不同的规划：要理解“外情”和立足中国。不理解“外情”，就无法学习和借鉴，也就无法与“外人”真正沟通；而无法沟通，就没有国际合作、没有国际化。对待高等教育国际变化，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多研究、多沟通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Fred Dervin教授将理想型高等教育跨文化性形象地比作“八爪鱼”，八爪鱼既有控制体色变换的指挥系统，又有多条感觉灵敏的触手。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如何给每一个“触手”跨文化的机会，如何彼此学习，如何为共同的目标和愿景作好准备、付出努力？受“八爪鱼”模型启发，我们要意识到跨文化的复杂性，时刻谨记共同的培养目标，同时通过对话，拥有在全球参与的机会并发挥作用，从而真正推动高质量高等教育在全球的发展。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振天教授对Fred Dervin教授的观点给予肯定，并强调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正因为复杂、多样，所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应该相互学习，相互理解，而不是用单一固化的功利视角来看待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正因为像八爪鱼那样复杂、多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理解，不要用单一固化的功利视角来看待”。
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
随着名校排行榜压力不断来袭，许多曾经“术业有专攻”的院校，纷纷向综合性院校转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高等院校的多样性正在减少。高等院校多样性的减少，势必会影响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不利于高等教育普及。但是，民族院校和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双肩挑的师范院校一直是高等教育多样性中的一抹亮色，是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的两大重点。
坚守民族高等教育的政治底色。“经典的大学理念总是凝结着经典时代的精华”，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吴明海教授以延安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为例，认为其历史意义在于凝结延安精神，自觉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院校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历史基础，赋予了崭新的时代精神。
“民族院校要以服务国家重大政治战略为政治价值取向，构建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传播好中国好声音。”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苏德教授认为，要以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确保民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精准落实；加强民族院校间合作，分享成功做法和有效经验；以规范扎实的科学研究，强化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在面向世界构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背景下，民族教育研究者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要站在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前沿，拓宽视野，依据本土实践，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全面、深入地研究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成果要有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针对性、实用性，从而真正树立“中国特色民族教育”的全球品牌。
“民族地区高校作为区域内的智慧组织和技术供给站，在固脱防返中肩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李晓华也指出了民族高校的特殊性，“通过对口支援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守卫民族地区个体受教育权和形成具有独特社会文化属性的教育体系更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交流互鉴、辩证发展。西南民族大学陈达云教授认为，构建民族地区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要求，民族高校要坚持办学的政治特色；坚持平等、进步、创新、发展的原则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特色；坚持与时俱进，在模仿移植调整改革整合中呈现不断探索的历史特色，在发展中不断处理好一流、特色、水平、质量的辩证关系，在交流互鉴中办得愈发有特色、有水平、有质量。
教学生与育老师两位一体。《纲要》将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师范院校列为教育提质扩容工程中高等教育部分的重要内容。“在整个社会教育需求中，师范院校地位特殊，是典型的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双肩挑’”，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孟繁华指出了师范院校在教育质量生态链条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可见，如何保持师范院校的独特性，也是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的一大重点。
在坚持内涵、特色、差异化发展基础上办师范教育。孟繁华教授从宏观上提出了师范大学的善治之道，一是落实学科建设的强校之基地位；二是重点建设好与师范院校办学定位和特色相契合的学科群；三是加强在前沿和学科交叉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教育是使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社会机制，全面发展的教师能更好地担起培育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师范院校培育“未来的老师”理应更加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此，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教师陈子冰认为，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的现状不容忽视，应将心理教育贯穿到五育之中，才能真正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直面教师成长困境的基础上谈育师。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师胡迪雅分享了她对民族高校青年教师任教现状的问卷调查结论：现在大多数民族高校青年教师处于压力较大的状态，这种压力来源主要有科研压力、职称评定、教学压力、子女压力和绩效考核等。事实上，民族高校青年教师的成长困境也是广大青年教师的一个缩影，师范院校教师培育的是未来的教师，只有师范院校青年教师的成长问题先行解决了，育师的任务才能有效完成。
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丁湘结合多年班主任工作经验，认为应该从源头落实党和国家对教师的要求，从培育民族情怀、培养以人为本的教学观、打牢教学基本功三方面入手，为民族地区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提供助力。（文/本刊记者 李景 吴绍芬 徐杨）（《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