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都到上都》
作者：罗新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7年11月
“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从北京的健德门为起始，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明德门为终点，是元代皇帝往返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辇路。每年初夏时节，皇帝便会离开元大都，来到草原上的开平城避暑。皇帝巡行路上的盛况在文人的诗词曲赋中多有提及，但关于这条辇路的历史研究还有不少亟待细究辨明的地方。
北京大学教授罗新，一位专研中古史和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沿着这条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最终抵达了上都，完成了十五年前的夙愿。“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罗新在《从大都到上都》中的自我发问，成为了他坚持走完这段艰辛旅途的终极动力。
虽然从年轻时就爱旅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罗新并没有打算把这行走的经历和感受写成游记。在专业研究的机缘下，罗新阅读并喜欢上了旅行文学，这给了他写作《从大都到上都》的勇气和灵感。今年他又担任“远方译丛”主编，向国内读者引介了一批优秀的西方旅行文学作品。谈及旅行的意义，罗新认为，徒步行走拉近了他与当地的距离，由此获得了一种更平等的观察视角以及同当地人的相处之道。
“如果年轻时接触了旅行文学，我的人生或许会改变”
新京报：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你最初的考史行走是从何时开始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考史行走和历史行走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罗新：我原来是中文系的学生，本来是希望自己能够写几本小说，往作家的方向发展。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编故事的能力，特别是读那些故事编得特别好的作家，比如金庸，我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有这种本事，把一个庞大的故事能编得像他那么好。再比如说《权力的游戏》原著的作者，这也是一个封闭的历史世界，但你需要在这个历史世界中把每一个人都设计好，我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而我并不具备。于是，我在24、25岁的时候转身投向了研究真实世界的历史。
有一些历史学者是足不出户知天下的那种人，另外一些做研究得需要把理论知识跟野外实地考察紧密结合，我就属于后者。我没有那种在书斋里就能懂得外边事情的能力，我必须通过眼睛看见、身体到过才有很多印象。另外，这也跟你从事的工作有关，如果你做的是制度研究，了解哪个州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地理空间上的特征，对研究来说关系不是太大，但我做的研究就跟交通和地理状况有关，如果没有到过实地、见过实景，对问题的理解就还是差得很远。
后来我成为一名青年教师，也喜欢带着学生到处跑，直到最近这些年我年纪大了，慢慢就不带学生了为止。
新京报：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相对而言，旅行写作在中国直到最近这些年才越来越受到关注。你阅读过大量的相关作品，近年来也在推动西方旅行写作的译介工作。这些西方的旅行文学，对你的行走和游记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罗新：那时我们跟国际上的接触比较少，能了解的信息很有限，当时我不认为写游记是一条正路，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从传统上而言，中国的旅行写作这种文体也不够发达，旅行写作在中国的文学世界中没有什么地位，游记和散文从来不是主流，即使我读过《徐霞客游记》，也就当作是一种考察笔记，没有看作文学性的作品，不能当成一个目标来追求。如果我年轻的时候知道，游记和小说是同样重要的文学类型，我的人生也许会发生改变。
大概在十几二十多年前，我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会读一些专业以外的文本，我发现游记很有趣。我也经常到国外访学，逛书店的时候，随便拿起几本书来看，几乎到处都有旅行文学，那时我才发现这种文体在国外书店占的比例那么大，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阅读游记和旅行文学，但当时只是作为消遣，还没有想过自己动笔来写。
我在无意之中读到了很多国外的游记，包括旅行文学和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这些书籍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的《偏跟山过不去》(A Walk in the Woods)，他在其中讲了自己在阿巴拉契亚的旅行。他的这趟旅行是失败的，路甚至都没有走完，可是书却写得非常有趣。我感觉这位作家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把一场失败的行走写得这么好玩。后来，我又读了罗瑞·斯图尔特(Rory Stewar)的《寻路阿富汗》(The Places in Between)，这本书让我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我承认他写得很好，但我认为自己也可以尝试这种类型的写作，从那时开始，我逐渐形成了写游记的念头，把它当作一种挑战。最后在2016年的春天，我下定决心在当年的夏天完成从上都到大都的这趟行走。
通过历史行走，改变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新京报：旅行毕竟有许多的不确定性，要做许多的准备，考史旅行又与普通的游山玩水不同，需要准备的必然更多、更周密。从上都到大都这趟行走，你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在行走过程中，哪些又是你没有意料到的?
罗新：从大都到上都的这次行走，在付诸实施之前，我做了至少十年的准备。那十年，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研究中国北方的历史。我在身体上最合适做这次行走的时候，恰恰也是我最忙碌的时候。从2004年到2012年左右，我在专业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内心上有巨大的冲动弄清楚这些专业上的问题，所以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但即使是那样的时刻，我也会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有意识地为未来做准备，当时就觉得我应该会在某个时刻走一趟从大都到上都的这条路。
我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包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行走一段路程，下午四五点钟就停步休息，在旅馆洗个澡换身衣服，坐下来开始写个几小时的笔记，记录下今天的所见所闻，这也是为后来成书做准备工作。
但是，等我真正行走的时候，我发现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首先，每天到了驻足处时间上已经很晚了，此外一天步行二十几公里是非常疲惫的。一开始，我还能坚持一大早就出发。中国古代的长城地带是最美的地方，拥有茂密的森林，空气也很清新。后来，到了早上我还是感到很疲乏，那时候的太阳也很晒，我在心理上非常抗拒，不想出门，四周环境也变得单调，全部都是黄土。对年轻人来说，睡一觉体力就能恢复，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身体上的恢复没有那么快。所以我就这样慢慢地做笔记，前期的笔记写得很细致，后期的笔记比较简略，有时候先睡一觉起来，再匆匆忙忙写几行字。甚至到旅行的最后几天，我都没有写笔记。
我在文字里表达出了这种身体上疲劳的感受，这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阅读上的折磨，但是我觉得这能真实反映我的旅行感受。我开始理解那些我读到的国外作家的游记，他们真是在极其艰苦的绝境下完成了那些写作，我跟他们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我也特别能理解他们写作时，抒发痛苦的时候往往是非常克制的。
每个人的写作方式都是不同的，千万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只能把自己表达出来。我就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在获取历史知识的能力上，比专业外的普通人士稍微强一点。古往今来，有些人在歌颂长城的巍峨壮丽，另外一些人则在描写长城建筑让人望而生畏的一面，我不想迎合这种文学传统，更想展示长城的另外一面：生活在长城地带的边缘人物，那些长城内的蒙古人，以及长城外的汉人。在出发前我就做了资料上的准备，有计划性地接触这些人，和他们交流，尽量向读者展现出这些不被关注到的人群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
新京报：在《从大都到上都》这本书中，你提到自己通过这段行程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在你看来，考史行走和古代人的探险、现代人的旅游有什么区别?
罗新：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去不同的地方考察，就像去市场参观一样，即使前往考古现场参观，也是受到组织的邀请，时常还有专人陪同，不用自己动手，更不会露营住在当地。别人把你看作是专家，一路上受到招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可以看作是历史学者的一种特权。
这就像你旅游的时候，当地人把你看作是游客，无非是想招待你，让你高兴，同时赚你的钱。而当你成为一个旅行者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你的身份变了，你的视角也变了，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也变了。
作为旅行者的你，当地人只会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过路人，而你也会自然地关注起当地人的生活和处境。你和当地人的关系也变了，我们会一起聊天，分享各自的经历和兴趣。从大都到上都，我在一路上遇到了好多人家，他们看到我路过，甚至会同情这样一位上了岁数的人，背着一个大包，累得气喘吁吁。当我放下背包坐在路边休息时，当地的小店人家会主动地给我一个鸡蛋或是一碗方便面，并且特意嘱咐我这不收费。
我走到南口镇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路人。他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要前往居庸关。不可思议的是，他说，这一带他经常走，反正也不远，于是就陪着我走了一个小时。和他聊天时我了解到，他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对附近环境非常了解，看我也很熟悉这里，像是找到了一个知音，非常高兴地和我边走边聊，直到下午5点之他要去接上学的孙女，我们才分手道别。这种旅行中意想不到的相遇，以及相互间对待陌生人极为放松的心态，是你在都市生活中不可能经历的。这种平等、亲切的感觉真的很美妙。
正是通过旅行，我和这个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之前隔在我们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不见了，我获得了一种平视的观察视角，也获得了一种我与当地人之间的平等的相处方式。
采写/李永博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