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是从翻译开始的。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季羡林认为，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新水”源源注入，依靠的正是翻译，翻译之重要性毋庸多言。
如今，作为服务业的重要一环，语言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正在对内、对外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外文译著出版为促进中国的学术发展和文化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翻译的质量却并不都是高水准。在翻阅某些外文译著时，读者有时会有这样的体验：书里的每个汉字都认识，但串起来的句子却让人难以理解，佶屈聱牙的译文晦涩难懂;豆瓣上，许多经典著作的评分之所以很低，大多是因为其翻译得不知所云;网上关于译者翻译水准的讨论层出不穷，甚至引发群情激愤……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互联网覆盖度的扩展和语言服务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翻译从业者语言生产的工作环境，机器翻译已成为当今译者无法回避的存在。因此，对译著翻译出版的探讨更需新视角的关切。
“新水”滔滔：翻译出版业欣欣向荣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曾经出版过三套外国文学经典译丛，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名著文库”和译林出版社的“经典译林”，仅这三套书就有近300部。这些汉译世界名著影响深远，成为一代人“放眼看世界”的起点。
“我年少时也是看这些书长大的，所以才萌生学外语、学翻译的念头。”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王颖冲，如今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教学研究，提及幼时读过的外文译著，她如数家珍。
近十年来，国内翻译外语著作蓬勃发展，这在“量大面广”上有了切实体现——翻译数量激增、类型和领域更广泛、译者规模更庞大。与此同时，翻译效率和出版及时性也大大提升，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受众面较窄、专业性较强的著作也得到大量翻译引入，这对于技术引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意义深远。
其中，较多出版社和图书策划工作室都开始涉足学术翻译出版，经典著作、前沿著作、学术普及著作等都有显著增长。商务印书馆编审李霞认为，这与中国学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视野日益普及密切相关。“学术译著出版不仅所涉领域有扩展，而且翻译也更专业化，读者和出版社对翻译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
今年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40周年，作为“学术出版的重镇”，商务印书馆仍在不断对该丛书进行更新和补充，至今已出版约850种。
国家新闻出版署数据显示，现在我国每年引进图书版权1万多种，翻译书籍的出版，在我国目前的年度书籍出版总量中占有相当比例。
译著“林子”大了，市面上外国经典著作的中译本汗牛充栋，但真正想觅得一本优质译著，读者仍需费一番功夫。究其原因，翻译外语著作，一方面对译者中外文水平都有极高要求，还需具备一定的文化积淀与广博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比较耗时耗力，译者的回报与付出往往不成正比。
持续发力“质”与“量”并进的过程中，翻译市场仍存在难以克服的顽疾，不仅让读者无法充分享受阅读，也给翻译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造成一定阻滞。
无论是学界研究还是业界实践，关乎影响翻译质量因素的探讨都是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既是构建翻译理论的前提，更是一切译者赖以确定努力方向的行动指南。作为业内极为重要的奖项，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第四届未评满五个名额，第五届直接空缺，曾引发译界思考。学者李景端当即指出，它又一次警示人们“必须探究造成‘空缺’的深层因素，因为空缺的不是翻译奖，是对劣质翻译的问责。”
从入口到关口：好翻译因何难觅
出版社要生存，不能不考虑经营收益。“翻译行业发展较快，不过更多是以市场为导向，有一些学术著作、一些小众的人文作品未能被引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主任贾涵斐在翻译实践中观察发现，有些出版社也会做一些主动引导市场的事情，引入一些优质但不那么畅销的外文图书，“但大的趋势仍是市场导向。”
在引进作品的过程中，出版社可能少有长期的规划，常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随西方出版界热点。市场“指挥棒”挥舞之下，出版社对译介选材的均衡与否，影响着质量优劣。
孩子们耳熟能详的《小王子》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中译本有80多种，这常让普通读者摸不着头脑地发问：哪个译本更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李伯杰指出，“纯文学的译介因销路问题而发展滞后。”虽然现在翻译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纯文学、纯学术著作的翻译前景堪忧。
同时，引进来的畅销书、热点图书又是有时效性的，这类书籍往往与社会热点息息相关。在图书热点期引进国内，经过翻译、图书编辑加工再到最后的印刷，很可能就错过了图书销售的最佳时期。匆匆忙忙交稿，匆匆忙忙审校，匆匆忙忙付印出版，少了时间推敲、打磨、润色、完善，如此以往，陷入恶性循环。
“低价、时间压力之下，你不做，也会有别人做。”有业界人士表示，为了迅速占领市场，一些出版社宁愿以更低的价格来降低成本，而一些译者也能快速(不保证质量地)完成任务。凡此种种，逐渐形成翻译领域的“内卷”——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如今，译者来自高校、研究所、出版社、翻译公司，还有自由译者，整体而言还是一个较为离散的群体，“原子化的个人”难以与社群形成稳固关系。自由图书翻译图茹卡诺(化名)对此深有感触，“因为组织松散，译者很少能得到集体学习的机会，往往会重复经历很多本可以避免的问题。”当前，诸多出版社缺乏由译者与专家学者形成的专业共同体，需求方有时很难有效甄别合格且契合作品的译者，导致人才市场匹配尚不充分。在一些国家，翻译者协会等机构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从业人员进行约束，形成评价机制。
“译者资源往往掌握在编辑手中，假如编辑流动性高，译者资源也容易流失。”图茹卡诺认为，业界缺乏统一的人才资源库，导致“好书找不到译者，译者也找不到好的翻译项目”。
在出口端，翻译质量的评判则体现在专业评价与大众口碑之中。市场上对翻译质量的评估，目前主要是靠读者口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评估滞后及评价的真实性问题。而各出版社对译文质量把握的机制不同，造成出版译著的翻译水平差别很大。
贾涵斐认为，高校学者的译稿往往能够保障较高水准，但囿于高校的评价体系几乎并不认可译著，加上教学、科研、行政等工作的压力，使老师们无法投入精力于其上。
该用什么标准和尺度来衡量翻译成果，又是一道关于规范和法则的难题。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指出，“翻译标准多元化问题，会让译者陷入困境。”严复以“译事三难”名义将“信、达、雅”确立为翻译标准，林语堂有“忠、顺、美”，刘重德有“信、达、切”，许渊冲有“三美”说，钱钟书有“化境”说。“对好翻译的探究，译界内部有时候都难以统一标准。所以，有时即便译者已足够用心，也未必能获得所有读者认可。”袁楠说。
“译者和读者的相处更像一个互相磨合的过程，译者需要在长期与读者互动中把握一个度，而这个把握是流动性的。”图茹卡诺认为。
“持灯的使者”：为翻译创造良好生态
在专家看来，破题译著质量提升瓶颈，经济支持与评价考核是重要抓手。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张春阳提出，要提高译者待遇来缓解翻译人才市场“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相比其他语言服务，翻译书籍的报酬相对较低，这导致很多优秀翻译不愿意参与书籍翻译工作，也不愿意花更多心思打磨译文。”
当前，许多出版机构的稿费制度已有所改变。有出版社采用版税制，也有出版机构采用底稿酬加版税的激励制度，这些变化都是近年来译著质量得到很大改善的原因。
“翻译外国著作是外语人服务社会的一部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姜丽提出，要提高高校对译作引入的重视程度。“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评价标准主要还是关注高水平论文及学术创新，高校对译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在普遍认知中，尚未把翻译归入学术研究的范畴。李伯杰认为，“当前外界对翻译的理解，总觉得翻译很容易，比研究的‘档次’低，所以缺乏足够重视。”
梁启超曾言，“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养能译之才，不光是培养，还需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根据不同的专业门类，需要有针对性地评价不同类别教师的实绩、贡献、能力，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适当将翻译成果纳入教师评价体系，为专业教师的高质量译著鼓与呼，成为又一项学界关切。
面对语言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机器翻译等语言技术逐渐成为翻译行业的重要力量：科大讯飞翻译机可翻译语种超60个，百度翻译支持200多种语言互译……人工智能翻译的兴起，为传统翻译带来新的挑战。
“语言是思想和情绪的载体，一个译者是有灵魂的，机器没有”，姜丽说，“比如中国常说的‘境界’，这是机器很难理解的，译者也会有不同层次的领悟。”机器还把握不了风格，更无法揣摩丰富的意味和情感。
兼容并蓄，博学笃行。对于机器翻译，王颖冲认为，“要利用好现代技术，不能故步自封排斥，也不能完全依赖，丢了基本功和判断力。”历史上每一次文化和科技革命都离不开翻译浪潮。译者首先是学习者，然后是传播者，更应走在领域前沿。
在包容、升级的同时，仍需牢记坚守。译者要重视自身升级，在翻译原则与市场需求间寻求平衡。许渊冲将“乐之”奉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不到绝顶，永远不停”是他的态度。在各国文字里自由穿梭，在各国文学中驰骋纵横，诞生更多像许渊冲这样的好译者，需久久为功。
(本报记者 肖人夫 本报通讯员 舒天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