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两条麻花辫，一身无畏感。40年后，我仍如此，只是辫已泛白，身已疲病。40余年，有愧，有痛，无悔。40余年，一生只为一事来，1000多名孩子在我执教的山村小学启智。40余年，我是教育扶贫工作的亲历者、见证者。40余年，我失去了右眼视力，右耳听力，但依然还能工作。40余年，回看当年的逆行，我承认特傻，但我依然相信山里人需要我这样的“傻子”。
是什么让我从青春年少坚守到耳顺之年?
最初的梦想
40年前，一个19岁南昌进贤的姑娘执意要去一个教师奇缺、远离故乡的穷乡僻壤任教，她就是“傻傻”的我。
记得第一天费尽周折来到两县交界处的泥洋山深处，来到了这个教学点，看到教室昏暗潮湿，除了旧黑板和拼凑的课桌椅，什么也没有，宿舍窗户都不全，校园也没有围墙，如此现状，我真想转身就走，但天已将晚，很难再离开。那个晚上，村里放电影，大家都去看电影了，学校里没有第二个人，我自己打扫房间，口渴得很，忽然天上来了一阵大雨，我接着屋檐上的水喝了个够。那天夜里窗外山风呼啸，不时传来从未听过的鸟兽的怪叫声，感觉声音就在房间中，恐惧、孤独，我躺在简易的木床上辗转反侧，不停地问自己，选择这样一个离父母几百公里、位置偏远、条件恶劣的山村小学教书到底为了什么?
第二天，门口一堆孩子瞧见我这位新来的老师，一双双纯朴明亮的眼睛里，尽是新奇、期盼和渴望，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深深触动。心想，城里的孩子、山下的孩子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山里的孩子也得有老师啊!我还是先留下来吧——没想到，一留就是40年。
山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我想象的艰苦很多，尤其是晚上，关在房间里睡觉时还要在床边放根木棍，老鼠来啦，敲几下把它赶跑，有一次敲过之后还听到有声音，我打开灯一看，发现床边的椅子上竟然有一条大蛇在蠕动……而千脚虫更是床上的“常客”，一不小心就会摸到。
当地村民对刚到任的我能否留下来，没抱任何希望：她一个外乡姑娘能在这里待得住吗?看到他们的眼神，我的第一念头是不想让他们失望。
我学着开荒种菜解决买菜难问题;学校破败不堪，我就买来材料，把教室修好，把冬日刺骨的寒风拒之窗外，让学生在教室里暖洋洋的;学校设施简陋，我就带领老师们就地取材，搭乒乓球台，挖沙坑……上级也充分肯定了我，1984年我23岁时就被组织上提拔为泥洋完小校长。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乡亲们由怀疑的眼神也变成了信任。
在偏远的山村执教，交通是一个问题。我虽身在山上，却不想让自己的见识和思想囿于山中，但在山上只要出门就全靠两条腿，学生的课本、教学用具、生活用品都得肩挑手提弄上山，一趟下来，腰酸腿痛，筋疲力尽。记得有一次，我担着自己的女儿和一些课本、书籍上山，好不容易爬过一个山头歇脚，力气已经用到极限，而天就快黑了，我好焦急，这时好动的女儿却又往山下一道风地跑了老远，我绝望地哭喊着：“你让我哪来的力气带你，(我们)必须天黑前走回去啊……”
再后来我学会了骑摩托车，借了600元钱和朋友合伙买了一台摩托车，600元是当年我一年的收入，我要利用休息时间去干装卸车的活儿，还上这笔借款。但我觉得值，摩托车比肩挑手提提高了不少效率，也让我没有再错过有用的培训和会议，是我在山村与外界联络的信使，还成了那个艰苦、恐惧、孤独、信息不畅年代我为数不多的忠实战友。40多年，从县城到澡下镇的近20公里、再从澡下去泥洋的约40公里，崇山峻岭间盘旋颠簸的黄泥、砂石路，先后报废了我6辆摩托车(今天这条路已经修成了水泥路，从澡下镇至泥洋山肩上的白洋教学点，驱车依然还需要一个半小时)。不记得多少次独自一人起早贪黑走在偏僻无人的山路上，被突然出现的野兽吓趴在地上直喊“妈”;不记得多少次夜里骑车，被灯光吸引的漫天飞虫直钻眼睛、鼻子、嘴巴甚至直接吞进了肚子;不记得多少次摩托车坏在路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哭着推车爬山。那时候说不怕是假的，只不过我把它视作人生选择的代价和对我的考验，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既然钟情于讲台，就必须面对。再后来，习惯了一些，也找到了克服恐惧的“方法”：只要是我独自步行或骑车时就用唱歌来缓解恐惧，我的歌声比摩托车轰鸣声还大。
克服了执教初期的一些困难，也给了我不少信心，我发誓要成为孩子的光，照亮他们出山的路。我知道在黑暗中光的可贵：夜间在崎岖的山路上来回，只要有手电筒或一束车的灯光，我就不再害怕;在简陋的宿舍里，我自制煤油灯、买来马灯，昏黄的灯光也让我感到踏实、有希望，灯光再昏暗，我也能看很多书。我还要借着这些光，把知识的光亮埋进孩子的心里，点亮他们启智之路。
去与留
“你要是去了那山里头做老师，我一辈子不认你这个女儿!你会后悔的……”19岁那年，妈妈想用这样的话留下我，我却是那样的坚定，软磨硬泡地让她同意我上山;直至临终前妈妈还在劝我：“下山吧，你已在山里教了这么多年了，你们六姊妹算你读书最多，如今你最苦啊!下山吧!妈求你了!”那一刻我的心真的好痛……
回想这40多年，妈妈经常把自己从牙缝里省下的钱悄悄塞给我，捧着母亲给的钱，我热泪盈眶：“娘啊!您给我的钱我收了，有些垫给贫困孩子用了，等女儿有钱了、退休了，一定好好孝敬您!”但她走时我却食言了。
“就你觉悟高，我配不上你!人家都削尖脑袋往山下走，而你还越往更艰苦的地方钻……”曾经，看到夜雨打湿床铺、无处落脚的房间，怜惜我的丈夫这样无奈地向我咆哮着。
“我觉得我不是你的孩子，那些山里娃娃才是你的孩子!”曾经，被冷落的女儿也这样对我诉说。
家人不是不懂我，是太懂我、太爱我!但他们又无法阻挡我。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了那座大山，交给了山村教育，对山里的孩子，我真的离不开也舍不得。忠孝不能两全，人生就是一边选择、一边放弃，一边拥有、一边失去。这一边，我对家人亏欠得太多，我知道自己不是好妻子、不是好女儿、不是好妈妈，这是我永远的痛。
一年又一年，从“支姐姐”到“支妈妈”，再到“支奶奶”，无数次有人问我：支老师，你会走吗?我回答：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没有知识，他们一辈子都只能在山里受穷。世上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为什么带他们走出贫穷的不能有我?
面对困苦与奉献，当很多人诘问“为什么是我”时，我却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是我”。
20多年前我已是残疾人了，首先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是视网膜黄斑部出血，导致右眼失明;1995年的一个晚上，我的右耳钻进一只硬壳虫，以为虫子弄出就没事了，因舍不得耽误课程下山就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右耳失聪，声带结节，不能喝凉水;双腿静脉曲张，动了14刀……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经常问我：“年龄这么大了，做了该做的，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还不下山?”我的回答是：因为山里需要，因为爱，因为我愿意!因为我走的是属于自己的人生路，自己选的，没人逼我，所以跪着我也要走完……尽管有些不懂我的人把我的故事讲出了很多版本，我也不想解释，只想默默走完自己的路，我深知自己教的不光是台下坐着的一些孩子，而是山里父母几代人的希望……
2000年，所有教师都离开了，一所小学、两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全部压在我一人身上。我也还是坚定地在“连峰路朝天”的泥洋山上的几个教学点间飞驰奔走。
2007年，担心我身体的丈夫偷偷把我调下山。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我不忍心就这样下山，组织上没找到合适的老师上山，我在山下只待了一天，流了一天的泪，就要求重返学校。
2012年，泥洋教学点撤销，年龄偏大、身体欠佳的我被安排到条件较好的中心小学去任教。家人以为我这下可以下山了，谁知一个比泥洋小学更远更艰苦的白洋教学点需要老师，得知消息的白洋村村民联名请我去白洋教学点任教。我不想让白洋的群众失望，更希望白洋的孩子能够就近读书，怀着对家人的愧疚，我再一次放弃下山的机会，顽强地扛着行李带着泥洋剩下的几个孩子奔赴了白洋教学点，陪着几十名留守孩子，又当全科老师又当妈，为路远的孩子做中饭，为不少孩子买衣服、学习用品……
转眼到了2016年，我可以退休了，却因为山里调不上老师，我还是选择了不退，依然还没有能够下山……尽管年纪一年大过一年，我依然没有想过退休、想过下山。“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在这里。”
一生只为一事来
“女孩子，总归要嫁人，读什么书”“家里穷，读不起了，读不读都一样”“孩子读不读书是我家里的事，你管不着”!这是家访时我常常能听到的说法。
知识应该能够改变命运，然而过去的山里人却不是人人都这样想。我不愿意一个孩子离开我的教室。
“谁家还没个难事，这是我刚拿的工资，你拿去用，孩子绝不能不读书。”我掏出自己的工资……“女孩子读书有出息了，才是你的福气啊!”一次次走门串户，我是一定要把辍学女孩拉回学校的……
40多年中，很多时候我的家庭都是入不敷出的，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资助更多的学生，我就在双休日、节假日跟着壮劳力去给大卡车装毛竹、装木头。有次装车出车祸了，我跟着大货车翻了几个滚，昏迷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苏醒过来，到现在右边太阳穴旁还有凹陷的痕迹，每年都会疼几次，但我从未向别人包括家人说起疼的事——不想对外人说，是不想听到有人说我：谁叫你待山里了?不想对家人说，是因为怕家人担心。我希望呈现在别人面前的都是阳光的支月英，直到今天我放下了这些包袱，才愿意把这些往事讲出来。鬼门关躺过的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大难没死?可能是考虑到我在山里的使命还没完成吧，所以大难没死的我，非常珍惜活着的每一刻时光，珍惜我的使命，我不仅资助自己的学生，有机会还会资助校外的贫困孩子。
“别人当老师赚钱，你当个老师倒贴钱!你吃这么多苦，是为了什么?”面对朋友这样的疑问，我笑而不语，懂我的人不用解释，不懂的人解释了也理解不了。
我所做的一切都有我看重的价值：
首先是快乐和温暖，让我割舍不下。
“支老师，下个学期我就去别的学校上学了，我能不能亲你一下?”一个即将离开学校的孩子悄悄对我说。
“支老师，你喜欢吃笋吗?明天我挖给你吃啊。”一位手脚勤快的孩子总对我说。
“支老师，我们陪你一起送家远的同学回家吧?要不然你送完他们，就只有一个人回来呢!”一些孩子主动当起“护花使者”。
“支老师，中午到我家来吃艾饼”“支老师，晚上去我家吃散灯面”!再有，村里谁家有喜事，只要碰到休息日，都一定会请我去当“嘉宾”……
无论是泥洋，还是白洋的父老乡亲，都把我当亲人，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的亲人，令我感动。比如有一次我发烧不退，一名学生的奶奶给我端来一碗面条，面条上还卧着荷包蛋，她说着理解我的话：“一个人教几十个调皮孩子，你这是累的。”有一次我感冒了很长时间，一个人在山上扛了很久，坚持上完一节课后趴在了讲台桌上，所有的孩子都脱下了自己的外衣或马甲披在我背上，顿时背上像压了一座山……像这样的故事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不把山里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呢?
我不能离开，就因为他们的信任，因为他们爱我，那里需要我这样的傻子。
其次是成就感，真实的成就感让我欲罢不能。
在我的努力下，40多年来村里的孩子没有一个辍学。在“润物细无声”中，小村庄的脱贫致富一点点从梦想照进现实。
曾经有人问我过去的学生：“对山里孩子来说，老师意味着什么?”学生回答：“就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如果真是像孩子说的这样，作为救命稻草的我怎能轻易离开?师者，何止传道、授业、解惑?更是他们人生路上重要的引路人。
我的青春岁月，陪伴一群又一群孩子的童年，自己的成就便是孩子的成就与明天：
那个曾经读不起书、被我资助的学生刘强，到工业园区做起了“小白领”，成为一家人的希望。
那个聪明女孩彭小红，成为村里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在广州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那个自己和母亲都是我学生的女孩涂莎，和母亲先后都走上了三尺讲台，成为人民教师，托举起更多孩子的梦想……
山里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如果连我也走了，那么他们谁来教?为什么不能是我?!
如今，我欣喜地看到，不论是泥洋村小学、白洋教学点，还是奉新县澡下镇的其他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这里也有了年轻的支教老师，教育均衡正在逐步实现。
40多年来我低头做事也仰望星空，但我从不跟别人比物质条件，没有可比性。我每天活在感恩中，知恩感恩，我也教育孩子们，恩情不分大小，我们都必须永远牢记在心里，当我们长大了，有了能力的时候，就一定要全力相报……几十年见证了普普通通的我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也可以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发展添上自己绚烂的一笔。我想，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要做好很多事，只要尽力认真做好一件有益的事，活着就有价值。
当白洋教学点漏风漏雨的泥巴房变成新校舍时，我为学校设计了一个校徽：三棵绿树之间，一只白鸽展翅飞起。绿树，是这大山，白鸽，是每一个能自由飞出大山的孩子。校舍的墙壁上，我写了一句话：给孩子温暖，给孩子希望，给孩子力量。
我和无数用责任与爱心投入脱贫攻坚战的人们在一起，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选择坚守，而是因为坚守才有了希望。我的肩上有多份更重的责任，一份更重的担当。我谨记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党员老师，更是一名倾听民声，反映民意，为群众讲实话，做实事，为民代言的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坚守希望，坚守心底永恒的承诺，没有休止符!
(支月英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
《人民教育》杂志2021年第17期，原题为《一生只为一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