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专访《扫黑风暴》编剧祖若蒙，揭秘创作过程与角色设定
从创作开始中央政法委派人全程指导
近日，《扫黑风暴》正式收官。因贴近现实，这部剧频上热搜，成为年度最热门的剧集之一。
该剧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后，被栽赃陷害而退出警队的“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等在督导组指导下，和专案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将盘踞在绿藤市十几年的黑恶势力及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
与以往刑侦题材不同的是，这部剧根据真实案件改编，将孙小果案、湖南文烈宏案、海南黄鸿发案等现实大案做戏剧串联，在没有小说原著、没有可供参考样本范式的情况下，对剧情反复推敲，真实生动地反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以及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
该剧总顾问是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总策划包括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洪祥，原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雷东生，以及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殿勋。
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该剧编剧祖若蒙。他说，中央政法委把扫黑除恶重大案子的档案全部打开，对其开放，任他们选择改编。同时，从创作开始，中央政法委就派人全程指导，确保这部剧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湖南省委政法委给剧组提供了专业指导，24小时在线答疑。
谈创作
中央政法委全程指导确保专业和权威
新京报：写这部戏的起因是什么?
祖若蒙：2019年年末，中央政法委找到五百导演，希望由他来拍一部反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剧。五百和我是好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当时我们觉得这个题材很大，限制很多，也容易出问题。但后来中央政法委全力支持，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几百人的团队全部驻组跟拍，这与其他剧的拍摄有很大不同。
新京报：政法部门对这部剧是如何支持的?
祖若蒙：中央政法委把扫黑除恶重大案子的档案全部打开，对我们开放，任我们选择改编。
从创作开始，中央政法委就派人全程指导，确保这部剧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其中既有参与办案的公检法一线人员，也有中央督导组成员，只要我们有需求，他们就尽可能帮助协调。
这部剧是在长沙拍的，湖南省委政法委给剧组提供了专业指导，24小时在线答疑，包括办案程序、话术、级别称呼等专业性问题的咨询。在湖南拍戏的4个月里，湖南省委政法委还在其他保障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
谈改编
在真实的基础上把故事讲好有难度
新京报：剧中有孙小果案、湖南文烈宏案和海南黄鸿发案的影子，这是如何改编的?
祖若蒙：我们挑选的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影响力最大的几个案子，中央政法委也全力支持。但戏剧是艺术，是虚构的，不是对真实案件百分之百的还原。我们需要里边多少素材，我们就用多少。这需要重新总结凝练、重新搭建故事结构。
当时我们想过一种写法，以中央督导组为核心的扫黑除恶中坚力量不变，核心人物不变，在周围附上这些案子，但这些案子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大。我们准备以孙小果案为主线，又摘取了湖南文烈宏案、海南黄鸿发案的部分内容，但总感觉这种组合太常规，少了些什么。
有次深夜，我们开创作研讨会，研究这几个案子怎么用，五百导演突然说，“把这三个事儿，捏成一个事儿呗!全部从孙小果案出发就完了。”
这打破了我们的创作瓶颈。一切从孙小果案出发，所有恶的源头都与他有关。我们取材于真实案件，但对案件做了调整和改编，这就是艺术与现实的区别。
新京报：这部戏受关注，除了真实，“尺度”也很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祖若蒙：作为编剧，第一要确保它是一部好戏，一个好故事，而不是首要考虑尺度有多大、要有多真实，这些都不是编剧的工作。
我们创作时，首先是确保故事好看，考虑怎么样把故事演绎精彩，而不是考虑其他太多的限制。写完之后，会根据现实情况和故事整体呈现的面貌再做调整，做一些添加和删改。如果一开始就考虑太多，做出来的东西没内容，最后还要一直做加法，那就很难了。
新京报：观众其实对这些大要案有大致了解，有一定的心理预期。这对你们创作是不是增加了难度?
祖若蒙：有难度。这些案件有广泛传播力和影响力，如何在真实的基础上，把故事讲好，这是最难的。
面对繁杂的案件，五百导演说，我们把这些案子全忘掉，先做人性的提炼。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的人性、情感是共通的。正面人物上，比如李成阳和师傅的情感，二人对待事业的忠诚，李成阳和林浩亦父亦兄的情感，李成阳和大江的兄弟情;反面人物上，比如孙小果案，畸形的母爱促使他母亲一次次去犯罪。有了这些提炼，我们再把有血有肉的故事放上去，就很自然。
根据以往经验，这类剧不能用更多镜头去展现坏人复杂的一面，展现他如何一步步变坏的，这会使观众很容易同情他。但这就是人性，剧中的演员把握很到位。
谈人物
李成阳是唯一一个没有原型的人物
新京报：李成阳这个人物，现实中有没有原型?
祖若蒙：李成阳是剧中唯一一个没有原型的人物，也是这部剧最大的难点。
刑侦剧很容易概念化、脸谱化，类似的主角之前很多剧也出现过，观众容易审美疲劳。最开始我们的故事中没有李成阳，就是何勇与林浩一老一少两个警察，但总觉得意思不大。
有次深夜开会，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很多黑恶案件，黑恶势力可以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黑白颠倒、一手遮天，极其猖狂，这是常见的场景。我就想能不能写一个真的被冤枉到谷底的好警察。他信仰坚定、初心从来没忘，非常正直正义，但正是因为这些特质，他才被黑恶势力构陷，开除出警队。
顺着这个思路，为了更完整地保留他的初心，就塑造了他的师傅林汉这个角色，两个人都被陷害，一个被迫害致死，一个被迫离开警队。但李成阳的初心、信仰一直没变，就是当警察时追求的公平正义。作为徒弟，我自己名声可以不要，但一定要查清楚师傅是怎么死的，是怎样被栽赃陷害的，一定要为他翻案!所以李成阳选择到离真相最近的黑社会马帅身边，做法律顾问。
李成阳14年无论处于什么环境，就为了这一件事，这样整个人物就立体丰富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个人物形象?
祖若蒙：我当时用“孤魂野鬼”四个字形容他!从他师傅被谋杀、他脱下警服离开警队那一刻起，他就是孤魂野鬼。黑白颠倒、正义难寻，天地之大，无我容身之处，何去何从、是生是死，没有人在乎!这是一个举目无亲、举步维艰的人。
所以李成阳没有家。在剧中我们设置了一个馄饨铺，他可以去随时吃饭、甚至累了躺下睡觉，这给遭遇打击的他带来一丝丝温情和温暖的光亮。他看到那盏灯就心安，但这个灯绝不是他家里的灯。
谈“中央督导组”的设定
督导组组长在剧中是一个全能视角
新京报：在剧中，中央督导组组长骆山河和9·15专案组组长何勇，两个人一静一动。现实中，中央督导组开展工作也是这样的吗?你们前期做了哪些了解?
祖若蒙：中央督导组到地方都是带着任务、带着线索去的。其实地方黑恶势力的犯罪证据并不是隐藏的，有的甚至路人皆知，但因为有“保护伞”，一直铲不掉。中央督导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破网打伞”，所以中央督导组组长是一个掌控全局的人物。
最开始创作时，我们有过疑虑，中央督导组组长骆山河，是正部级官员，在剧中会不会级别太高了?后来中央政法委的相关领导很支持，说没事，这本来就是事实，也是中央督导工作的常态。进驻每个省的督导组组长是正部级、副组长是副部级，这是标配，我们直面这个问题，不回避。
我们通过前期采访了解到，中央督导组到地方后，大部分时间是不动的，只谈话。根据掌握的线索，来决定跟谁谈、怎么谈话，谈话内容也让对方感觉不到具体指向什么问题，有时就是单纯谈谈工作。
中央督导组到地方都是带着线索去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档案袋里装的是什么。中央督导组利用两边信息的不对称，与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进行博弈。这也导致督导组组长不能自己行动，他需要手里有一把剑，赋予其充分的权限和职能。这就有了何勇这个角色，职务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扫黑支队的支队长，专管扫黑。
新京报：何勇这个人物也有原型?
祖若蒙：只能说是身份的原型，但人物完全不一样。
在长沙，我们见到了一位长沙市局扫黑支队的副支队长。他刚结束三个月的外地办案，但却穿得非常精致，头发一丝不苟，眼睛炯炯有神，完全不像一个刚出差3个月的人。他说每天都这样，“谁规定长期出差的警察就得是狼狈样儿?”
我问他，从事扫黑20年危险不危险?他风轻云淡地说，“现在长沙街面上有些人想要我人头，黑道上有从外省赶过来复仇的，也有人想把我搞臭，把我变成一个黑警。但我小心得很，自己不做亏心事，谁都搞不死我!”这个人物形象非常鲜明。
新京报：骆山河这个角色每次都是几句话，但很有分量。剧中其他人物的语言也很有特色。
祖若蒙：骆山河作为督导组组长，是故事的主体，但不是主角，在剧中是一个全能视角。他是掌控全局、下棋的人，其他的人都是棋盘中的棋子。他的话术是官场话语，与地方官员的谈话暗藏玄机，需要拐七八个弯才能明白。
比如一开头，我们设置的场景是督导组进驻的接风宴上吃自助餐，骆山河对中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政等人说，“希望一个月之后的庆功宴，在座的各位都能参加。”这句话敲打意味十足，观众也吃到了这个点，播出就上热搜了。
但在这句话之前，新帅集团马帅在看守所自己掰断了手指头，秘书给骆山河汇报时，王政说了一句话，“看来骆组长还没有到中江就已经展开工作了，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啊。”
这句话是中央政法委的相关领导给我们指导和调整过的，背后之意是王政摆明了态度，“你骆山河不给面子，你挺狠啊，来了就开始办我们。”这种对抗与交锋，是双方的一次互相试探，看你留有多少余地，我采取什么态度面对你。这对于那个级别的领导来说是很明朗的，对话聊天不会让你摸到对方的情绪，全在话语里，但也由于过于隐晦，不容易让人察觉到背后的深意。
在剧中，这种官场之间的交锋设置得很少，更多的是用大白话，让大家都懂。
谈副部级“保护伞”
按照近年真实案例 这个级别不算高
新京报：最后“保护伞”——中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政浮出水面。副部级的“保护伞”，创作时有过担心吗?
祖若蒙：其实按照这几年来现实中发生的一些真实案例，这个级别不算高。最开始设想时，我们有过担心，但从戏本身出发，骆山河作为一个绝对掌控者，是正部级，给他找一个正局级的对手也不匹配，所以设计了中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政是幕后“保护伞”。
新京报：有一场戏是黑老大高明远要把石门区区长董耀给活埋了。这是不是有些夸张?
祖若蒙：当时我们跟中央政法委的相关领导沟通，也和长沙本地的几位领导讨论，设置这样的情节有没有可能性?高明远被称为绿藤市“地下组织部长”，是掌握着董耀生死符的人，大家明白了两人的关系，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去年，云南省纪委监委披露的“政治掮客”苏洪波，他敢拍省委书记白恩培的桌子，敢扇一个副省级领导的耳光。这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一个区长被黑社会老大活埋，有些夸张，也是我们追求的戏剧效果，但从当时实际环境来看，有这种可能性。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孙兴与母亲贺芸这对角色?
祖若蒙：这其实体现了复杂的人性。母亲为了儿子，一再纵容、包庇，抛弃公平、正义、职责，一错再错。从高明远找到贺芸的那一刻起，就命中注定了。而孙兴去找贺芸，逃出来去给她过生日也是真实感情的流露，是人之常情，人的本能反应。这不是为罪犯寻求善良和谅解，而是不能回避人的本性。从某个角度说，如果没有高明远、没有孙兴，贺芸一定会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公安局长，但因为孙兴，她的命运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在剧的最后，我们还原了孙小果被执行死刑时流泪签字的场景。在孙兴执行死刑前四个小时，他还以为母亲能去救他，何勇代表最正义的声音去痛斥了孙兴，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
何勇说，“孙兴，我们知道你一直习惯于你母亲对你的庇护，习惯于高明远替你摆平一切，一次一次地掩盖你的罪行，现在不可能了。你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被执行死刑。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一直非常谨慎，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
听到生命进入倒计时，孙兴害怕得尿了裤子。何勇接着说，“求生是人的本能，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害死的无辜的女孩子们，她们哪一个想死?前两天我看见徐英子的父母，一对特别老实的中年夫妻，姐弟俩是老两口一生的骄傲，当得知他们俩死了之后，他母亲第一时间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被救了下来。你听着孙兴，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你的母亲不惜一切代价想让你活着，而徐英子的母亲那么决然地赴死，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让你这样的人活着，天理不容，法律不容。”
我写这段台词的时候，心中憋着一口气，一气呵成，最后没有怎么改动就通过了。这段戏其实也是给了观众一次情绪宣泄的出口。孙兴的扮演者吴晓亮也说，孙兴这个人物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恶魔，应该得到最严厉的惩罚。
谈公平与正义
老百姓永远怀有对公平正义的向往
新京报：从接到任务开始创作，到大结局，你觉得达到预期效果了吗?
祖若蒙：现在的结果是超出想象的。接这部戏时，我们非常紧张，压力非常大，全剧组几百人的团队，每个环节都不容有闪失。大半年里，大家没有私心，一心想着把剧拍好，非常纯粹。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效果，很不容易。我也特别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有大格局、大智慧的五百导演，鞠躬尽瘁的王斯阳导演以及我们整个以于小千老师、佟睦老师和我本人为首的编剧团队，还有对我们鼎力支持从未动摇的制片人黄星、李跃二位老师。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祖若蒙：这是中央在正确的时间部署的一场正义之战，我们非常认可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那段时间，我翻看卷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已经被黑恶势力欺压得暗无天日，长达几十年的被欺辱，很气愤。三年专项斗争，社会天朗气清。按照中央部署，今年又开始了常态化扫黑除恶，确保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这也是我们这部剧受观众喜欢的原因之一吧。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这部剧热播，某种程度上真实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平与正义的渴望与呼声。你如何理解“公平与正义”?
祖若蒙：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的老百姓最包容、最友爱、最和善，最愿意从善意出发去看待世界和别人。中国的老百姓也最质朴，永远怀有对光明、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一个国家和社会越文明，越需要大众一致认同的规矩，这就是我们的法律。近年来，各个领域的法律越来越齐全，这是现实需求也是国情需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犯法，这是底线。
我妻子是从事法律职业的，经常给我启发。我把法律与艺术比喻成社会的两条线。法律是保底线的，让人不要变得更坏，而艺术是天线，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法律就像救命药，是速效救心丸，艺术可能就是冬虫夏草、是补品。中间地带是道德的自我要求，我们离底线越远，说明道德水平越高，离理想的艺术境界越近。
作为普通老百姓，可能穷其一生要做的就是离底线远一点、再远一点，离天线近一点、再近一点。每个人不断向上努力的过程，其实就是实现公平正义的过程。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