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京城留存有数不胜数、积淀悠远的文化遗迹。为帮助居京或来京的朋友更切实、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这座“文化中心”的深厚内涵，本报推出“北青版”京城文化路线。我们将以实地寻访的方式，带领读者用脚步丈量这座古老又崭新的城市，去阅读、品味、感受并触摸它的肌理。我们期待，这样一条线一条线地交织起来，将呈现出一幅既有温度又有时代感的京城文化地图。
在北京南锣鼓巷纵横交错的胡同里，保存着自元代以来非常丰富的胡同院落机理，明清以来的街巷遍居历史名人，受到文史爱好者的青睐。8月28日上午在细雨绵绵中，北青文化线路寻访小分队在文化学者高申的带领下，走进福祥、雨儿、后圆恩寺、菊儿等14条极富老北京风情的胡同，探访齐白石故居、茅盾故居、启功故居以及僧王府、清代八旗值年旗衙门等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获益匪浅。
从南北向的南锣鼓巷主街，生展出东西向的众多胡同，高申带领大家依次穿插而过，边走边讲，走马灯似的名人往事从眼前流过，或徐或缓，生动有趣。不少会友感叹说，以前来南锣鼓巷主要就是打卡拍照、吃吃喝喝，这次游历感受到不同寻常的南锣鼓巷，有好多东西值得慢慢品味。
福祥胡同、福祥寺、蓑衣胡同
溥任先生与竞业小学
跟随高申，一行人走进第一条胡同——福祥胡同。看到“福祥”二字，大家不约而同想到这个名字是取吉祥福贵的说法，高申笑着摇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居然还有庙，福祥胡同其实是得名于这座福祥寺。”他说，实际上南北锣鼓巷里有很多胡同名是以庙名演化得来，1965年又集中对胡同命名演化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今天看到的胡同名称基本上是那时留下来的。”
不久便走到福祥胡同11号院，这个看起来不大的院落，为什么成为第一个寻访的宅邸?高申似乎读出大家的疑惑，直截了当地说：“这个静寂的小院有着丰富的历史，这是东北军将领王树常的故居。”
高申告诉大家，晚清时期，王树常是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麾下的一名部将，曾舍命保过张作霖，因此很受重用。等到张学良执政时，王树常依然忠心耿耿，唯张学良马首是瞻。“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进入关内，时任平津卫戍区司令的王树常成为一位头面人物。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想让王树常继续发挥其在东北军中的影响力。待北平光复后，蒋介石曾任命王树常为东北行辕主任，也就是让他管理整个东北地区，但遭到陈诚、何应钦反对而未能落实。国民党要员张群将此事原委告之王树常，王愤而辞职。他不光辞了职，甚至怒而退役，连部队都不待了。“上将退役”这件事引起巨大震动，蒋介石最终也没能挽留住他。蒋介石赴台湾前夕，曾派人拿着机票请王树常同去台湾，但他誓死不去。
向西行不远，来到一处杂院，高申向内一指：“这里就是刚才我铺垫时所说的福祥寺所在地，福祥寺曾经是章嘉活佛的居住地。”雍正帝在位时，青海曾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当时年仅七岁的小章嘉活佛正好生活在那个区域，为了保护小活佛的安全，雍正帝派人紧急把他接到京城。“在为小活佛准备住地时，就想到这里还有个明代留存下来的寺庙。当时福祥寺被改名为宏仁寺，也成为小章嘉活佛进京后的临时住地。”
小章嘉活佛在福祥寺接受了完整的藏汉两地佛教的教育，当时跟他一起学习的同学是爱新觉罗·弘历。非常难得的是，乾隆皇帝弘历和章嘉活佛的友情伴随了两人一生。章嘉活佛精通汉藏两地佛教经文，乾隆皇帝对他极为赞赏。而每当边地出现叛乱或骚乱事件，章嘉活佛也会及时帮助朝廷处理。后来章嘉活佛在山西五台山圆寂，其舍利被建塔供奉。
站在章嘉活佛幼年时曾经居住过的福祥寺向内望，虽然院貌早已今非昔比，但透过院落深处的屋顶似乎隐隐约约还能看到留下来的殿顶痕迹。
接着向北拐，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高申指着“蓑衣胡同”名牌介绍，明代时候，蓑衣胡同叫裟衣寺胡同，原来还有一个古庙，胡同的名称经过不断演变，最后叫成了蓑衣胡同。
蓑衣胡同内安静极了，雨水把眼前的青瓦红门洗得格外干净。“2号院是蓑衣胡同最值得一提的地方，这个宅子是末代皇弟溥仪的弟弟溥任的故居。”高申说，溥任先生是非常平民化的一位皇族，年轻时就立志投身教育，后来他用醇亲王府的宅院办了竞业小学。新中国成立后，竞业小学赠与政府，溥任先生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直到退休。“溥任先生教过胡同里的很多孩子，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教师，有着俭以律己、厚心济众的品德。”
在高申看来特别有意思的是，溥任先生常年保持着两个习惯：每次骑自行车出门，一定要逛书店，只要进书店一定买书。另外他出门散步一般都低着头溜达，只要看见地上有漂亮的小石头，一定会捡起来摩挲一番，好看的就带回家了。“去过溥任家里的人会发现，他的藏书非常多，石头也非常多。我觉得这是老人家特别可爱的小癖好。”
板厂胡同、雨儿胡同、东不压桥
僧格林沁、齐白石和八字影壁
令人惊诧的是，从板厂胡同的30、32、34号院一直到炒豆胡同的73、75、77号院，都曾是僧王府的属地。高申介绍：“僧王就是僧格林沁，他的故居占地如此之广也从侧面说明他是晚清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将领。”实际上，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在他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家道中落，于是他被过继给科尔沁的郡王为子。
僧格林沁的养母不得不提，“嘉庆皇帝两个女儿，一个是庄静固伦公主，一个是庄敬和硕公主，嫡生的固伦公主地位高，非嫡生的和硕公主地位低。而庄敬和硕公主养的那个过继孩子就是僧格林沁，因此僧格林沁继承的是郡王(庄敬和硕公主丈夫)的爵位。僧格林沁擅长带兵打仗，咸丰时期又被加封为亲王，所以他的爵位是双封，既是郡王又是亲王。”
高申认为，僧格林沁是清朝后期能够打明白仗的最后一个蒙古人，虽然他跟清王室没有太多血缘关系，但因为他早年经历的坎坷让他身上有一种拼搏劲儿，特别值得称赞。“毫不夸张地说，大清王朝历史上一个重要拐点就来自于1865年的僧格林沁之死，他的死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僧王死后，大清王朝便没有了本族的重要将领能去平叛天下了，只能起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后来袁世凯的小站新兵，大清朝逐步势去。”
折向西走不远，便到了安静美丽的雨儿胡同，一座很气派的宅门映入眼帘，门楣上题写着“齐白石故居”几个大字。高申说：“这处宅院原本是清代买办、北海公园董事会会长董叔平的故居，当时雨儿胡同11、13、15号院都是他的宅院，后来其中的13号院成为齐白石故居及齐白石纪念馆。”
高申介绍，齐白石先生长期居住的地方在西城区跨车胡同，90寿辰后才搬来这处宅子。因为跨车胡同老宅子里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实在有些住不开，而且老先生应酬也多，齐先生听从总理意见搬到了雨儿胡同。“但他在此只住了一年左右。据说原因很简单，以前在老宅子里他能和子孙们无拘无束地见面，可是搬到新宅子里后进门需要登记，不登记见不了他，齐先生于是便搬走了。”
高申特别讲到齐先生的趣闻。“他早年出身贫寒，一辈子珍惜挣来的钱。比如画动物按个标价，画一只虾多少钱，画一只小绒鸡多少钱。学者赵珩先生的作品当中曾经提到，小时候去齐白石老人家里串门儿，家人就跟他说千万不要吃他家的小吃。因为齐先生招待客人常年备一盘月饼、一盘干果，如果仔细看，可能能看到结着蜘蛛网，而且发霉了。”
在高申看来，晚年的齐白石像个老顽童。在一次京城名流聚会中，当时已90高龄的齐先生目不转睛地看新凤霞，陪同的人悄悄提醒他，齐先生听了生气。一旁的新凤霞反而说：“没关系，我是做演员的，演员就是让别人看的，您可以随便看。”于是有人提议：“既然齐老这么喜欢你，干脆认他当干爹，让他教你学画吧。”新凤霞欣然磕头认齐先生为干爹，后来齐先生也特别认真地教新凤霞画画。“新凤霞晚年身体行动不便时，曾画出大量画作，有的跟齐白石原作几乎相差不远，可以说是学到了老先生的精髓。”
随后，高申指着斜对面的一面影壁告诉大家，那是清代八旗值年旗衙门所在地，“这个清水八字影壁是值年旗衙门留下来的最重要物件。”他接着解释，清朝有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在旗的一共是24个部分，当时雍正皇帝决定设置一个机构统一管理24个旗的旗务工作。起初由 24个旗的都统每月轮值，每月划拨26两文银，哪个旗的都统当管理者，那笔钱就在谁手里。“但时间一长出了问题，统领拿着钱不干事，人浮于事，效率拖拉，最后改为值年的方式，每年皇帝派24旗中信得过的都统去管理所有旗务。这个值年旗衙门一直存在到清朝灭亡。”
出了雨儿胡同的牌楼，一面波光粼粼的小桥流水颇为吸睛，这就是“东不压桥”，不少人面露疑惑，这奇怪的名字是怎么来的?高申告诉大家：“‘东不压桥’的意思是原有的桥在皇城拆除时‘被解放’了，桥不被皇城压着了。”有意思的是，西侧对应的桥并不叫西不压桥，而是叫西压桥，那又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桥正好在北海北门城墙的位置，那部分城墙还在，所以就叫西压桥。”他还记得老北京人有句顺口溜叫 “东北粮桥，西北粮桥，东不压桥西压桥”，其中，东北粮桥便是东不压桥，而西北粮桥则是西压桥。
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日伪时期的北京城，曾经在东不压桥胡同发生过一起刺杀日本军官事件，震动京城。当时有两个日本军官从日本驻华北的驻屯军司令部(段祺瑞执政府)出来一路往西，刚走过宽街再往前(西)的位置就遇刺了，他们是被某个尾随而来的骑车青年射伤的。其中一名军官当场被击毙，另一人受重伤。受伤日军官临死前说他最后听到有人喊“老麻”。老麻是谁，日本人一头雾水，伪政府的人也全都犯懵，怎么抓这个老麻?荒唐的是，日伪军下令在北京城里抓20~30岁左右的麻子。于是，凡脸上带麻点的人，出门都要手持良民证和麻子证，才能被放行。
实际上当时射杀日本军官的是国民党特工麻景贤，人称老麻。当年这件事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后来很多关于南锣的趣闻轶事都记载过这件事。
帽儿胡同
婉容故居、刘墉的石碑和文煜的可园
向东走便到了帽儿胡同，一处挂着“旧宅园”的小院掩映在树荫下，房檐透出岁月的斑驳。高申告诉大家，这里就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而婉容既不是蒙古人，也不是满洲人，她是达斡尔族人，她的父亲荣源并不是特别显赫的官员，但还是有一定的财资。婉容从出生到八岁都生活在这里，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婉容八岁随父亲迁居到天津后，那是她从小向往的生活，吃洋餐，住洋房，使用各种洋物件，所以她在天津如鱼得水。高申认为，溥仪有很多西式生活习惯，都是受婉容的影响。由此推知，喜欢新鲜事物的溥仪，在结婚的最初几年与婉容的关系应该很和睦。
再向前高申站定指着21号院说：“这里就是梓潼文昌庙所在地，建造于明成化十三年，跟两个人有关系，分别是嘉庆皇帝和大书法家刘墉。”嘉庆皇帝在位时发生过两件特别闹心的事：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的林文清起义。“邪教”遍布京城内外，为了以正教替代邪教，嘉庆帝下令重修文昌庙，并亲自撰写碑文，让刘墉题写。
举目四望，院落里四下正在进行改造，拆了一半的山墙立在断瓦之间，令人恍惚的同时，也能看出庙的规模不算太小，而“刘墉碑”被木板包围，保护在其中。透过木板缝隙，能看到石碑完整，刘墉的字迹清晰。
令人意外的是，不远处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宅院，竟然是“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的故居。高深介绍说：“冯国璋打过不少硬仗，而且曾经代理过北洋军阀时期的总统，这个宅子也曾经是民国时代的总统府。”
继续前行，路侧出现一座大宅院，高申介绍，这是文煜故居，称为“可园”。文煜是晚清时期的一位高官，当过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职位品级都非常高，他所居住的帽儿胡同这片区域也是南锣的重要区域。可园最为称道的是，中间位置的花园有一片水池，北京城这么多的非皇家园林中拥有水池的，只有棍贝子府花园、恭王府花园等极少数的几个。可园能有一个水池，很难得。
南锣主街、黑芝麻胡同、菊儿胡同、寿比胡同
裴文中教授、启功教授和茅盾先生
自南向北，复又走到南锣鼓巷主街，各种时尚小店令人眼花缭乱。高申指着把角一个大杂院直言，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第一颗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教授就住在这里，“据说是小外孙女陪着他住这儿，因为房子太小，只得又找了一个像废弃的卫生间的地方，澡盆上边搭块木板，让孙女住。”
裴文中1929年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待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已经进入人生暮年的他，对于丢失的头盖骨下落问题依然念念不忘。
高申说：“裴文中之前，此地曾是洪承畴的府邸。洪府的范围可是极大的。”
向东拐进黑芝麻胡同后，一个小院门在光影映照下显得特别可爱，高申笑言：“别看它是黑芝麻胡同小学的一部分，曾经有一个非常牛的人住在这里，这个人就是启功先生。”他补充说，启功先生的祖上是爱新觉罗·弘历的弟弟弘昼，弘昼非常有个性，生前就给自己开追悼会，大办丧事，洞见世间人对自己的态度。弘昼是乾隆皇帝唯一一个活得时间比较长的弟弟，因此他这一支的后代也不算少。
作为弘昼后裔之一的启功先生于青少年时代从其居住的河北易县回到北京，那个时候他的家境已然败落，高申感叹：“这个小院是启功先生20年代前后到1957年一直居住的小院，可以说他没有享受到作为皇室后裔的什么好处。可贵的是，他在贫寒中努力，最终成一代大家，被人们尊重、喜爱的正是他的能力和才情。”
再向前走，便是“茅盾故居”。高申告诉大家，1974年~1981年，晚年的茅盾先生在此处生活，彼时他已辞去文化部部长职务，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两套院子的前面是茅盾先生的书房和会客室，后面三间北房是起居室。茅盾先生搬进这里时，他的夫人已经去世，夫人的骨灰盒就放在起居室里，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1981年去世。他在这里完成了回忆录，这里也保留了一些他的手稿和生活物品。”
菊儿胡同的风貌，让大家眼前一亮。高申直言，八九十年代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吴良镛先生主持，对菊儿胡同进行了改造工程，这个工程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这些漂亮的房子具有标志性的吴良镛风格，南方的建筑风格，如福州的三坊七巷、徽派建筑的马头墙等都融入菊儿胡同的改造之中，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别致的胡同建筑。”
菊儿胡同两侧的3、5、7号院，是晚清著名政治人物荣禄的故居。站在故居外围，高申特别指出：“菊儿胡同的相当部分房子都跟荣禄有关。荣禄的房子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自己住的宅院，另一部分是花园。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60年代中期，阿富汗大使馆就在荣禄的部分故居中。现在虽然内部有所变化，但房子的基本风貌被保留了下来，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小洋楼。”
紧邻的寿比胡同，狭长窄小，高申告诉大家，寿比胡同的曾用名是“臭皮胡同”，其东段当年叫肃宁伯胡同。肃宁伯胡同曾经住过的牛人是肃宁伯魏良卿，魏良卿鲜有人知，但魏良卿的本家叔叔乃是大名鼎鼎的魏忠贤。早年在家务农、并没有什么本事的魏良卿被那些巴结魏忠贤的人冒功请封，接连晋爵，数年之内由一个乡下后生成了肃宁伯，随后居然升到宁国公、太师。可很快，明思宗朱由检继位，着手惩治阉宦，逮捕魏忠贤，魏良卿也被治罪。从肃宁伯到获罪处斩不足一年，堪称奇事。如今肃宁伯府邸已然变成大杂院，原建筑已无存。
活动结束后，回味此行寻觅到的南锣往事，大家不禁感慨，历史长河中，能够经得起时光淘洗的事件才最值得品味。
文并摄/本报记者 李喆
【编辑:房家梁】